本文轉載自紐約時報中文網，作者高雨莘早年就讀于人大附中后獲得全額獎學金轉學進入美國TOP寄宿高中Deerfield Academy，高中畢業后進入耶魯大學，大學畢業后又前往哈佛大學繼續深造。

據作者闡述，努力學習的中國留學生被形容成「努力跳出中國教育體系，但卻在美國博雅教育中深感無力」的一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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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許里面提到的很多感受，也正是廣大留學生們的心路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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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秋天，我開始了在研究生院最后一年的學習，我覺得有些事情感覺不對。早晨醒來時，我的心撲撲直跳。在研討班的討論中，我支支吾吾地講著碎言片語，而我的同學們的聲音猶如刺耳的雜音將我淹沒。

在那之前，我十分享受在哈佛校園度過的時光，那些楓紅色喬治亞風格建筑，我是在父親20年前首次從中國到美國旅游時拍的照片里第一次看到的。其中一張照片的背面，他用藍墨水寫著，“有一天你會親眼看到它。”

但在那段時間，我沒有欣賞哈佛的美景，在我埋頭從一棟教學樓走向另一棟時，我的眼睛直盯著地面，心里數著鋪路的石頭，以控制我內心躁動不安的思緒。

焦慮的發作讓我很意外，我當時已經離開自己在北京的家，來美國求學和工作八年了。隨著時間的推移，在研究生院感受到的孤立，用第二語言閱讀的沉重負荷，以及和遠在北京的人因距離而產生的關系緊張，都開始加在一起。

為了理解發生在我身上的一切，我回憶了其他中國留學生經歷的事，它們在當時看起來不過是應對學業的小挫折而已：缺課，抱怨失眠，突然缺席集體活動幾個月，用憂郁的形容詞寫成的冗長Facebook帖子。

2016年，有54.45萬中國人在國外留學，最近的一份報告稱，僅在美國就有32.9萬。對這些學生來說，這個機會是建立在數不清的課后美國標準化考試準備課程上的，它意味著從無情的中國教育體系中解脫出來。

不過，這些勝利也伴隨著隱藏的危險。耶魯大學(Yale)的研究人員2013年發布的一項調查發現，45%的中國留學生報告稱自己有抑郁癥狀，29%的人表示自己有焦慮癥狀。這個比率令人驚訝，因為美國大學生的整體抑郁癥和焦慮癥比例約為13%。其他美國大學的報告也證實了這些發現，擁有大量中國留學生的澳大利亞和英國的一些學校也有類似的報告。

中國留學生承認自己承受著在國外生活常見的那些挑戰，比如語言障礙和文化差異，但他們認為，學業壓力是最大的壓力來源。盡管他們都聽說過博雅教育，但他們常常對它的嚴苛要求感到意外。很多中國人在學業中以結果為導向，這種思維模式并不適合強調分析過程和審辯式思維的教育體系。

因此，中國學生在國內成功所憑借的決心和毅力，可能更會加深他們在國外的挫敗感，因為一堆精心整理的筆記卡片并不能輕松促成一篇論文大綱，或者，歷史考試所問的問題是關于假設的情景，而非他們努力記住的歷史事件。

另一個常見的問題在于，他們很難與學術導師建立富有成效的關系，這更加深了他們的挫敗感。美國西南部的一所大學在一項研究中，詢問19名中國研究生的壓力來源，很多人表示自己很難取得導師的信任。有些人擔心，語言障礙可能會令導師懷疑他們的智力。還有些人承認自己晚上睡不著覺，老是想著溝通中的失誤，比如一次不愉快的談話，或給導師發了一封措辭不當的郵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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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挑戰似乎非常普遍，事實上，很多美國學生對它們也不陌生。但對中國學生來說，這些挫折可能會讓他們深感不安，因為他們從小到大一直接受的觀念將人生前景和自我價值與學業成績幾乎劃上了等號。學術自由的光明前景，往往最終制造出強烈的不安感，讓他們不敢考慮失敗的可能性。

對大部分中國留學生來說，失敗的代價是不可想像的。中國留學生絕大多數是全額支付學費。一年的開銷在五萬至六萬美元之間，大約是中國城鎮平均可支配收入的十倍，工薪家庭往往需要花光全部積蓄或出售房產才夠送孩子出國留學。為自己珍愛的獨生子女的未來做出這些犧牲，父母不會有半點猶豫，然而對于美國大學里那些來自深圳或長沙的勤奮新生來說，他們在努力跟上學業要求的同時，會覺得經濟上的壓力像雪崩一樣沉重。

芝加哥的一名（使用化名的）中國留學生在接受中國熱門的新聞網站《澎湃》采訪時表達了一種普遍的情緒，她一直在想，她的學業成績是否配得上她的工薪階層父母在她的教育上花的錢。這讓她比“高考”時更焦慮——高考是以競爭激烈著稱的全國大學入學考試。

最近的統計數據也不大可能讓這些學生感到安慰：據北京的中國與全球化智庫和中國招聘網站智聯招聘9月份聯合發布的報告稱，80.5%的海歸月工資低于1500美元，他們的平均工資僅僅略高于中國大陸的大學畢業生。

共同的難題讓中國留學生在沮喪之時向彼此求助。中國文化賦予精神疾病的污名剛剛開始消散，幾位中國名人袒露了自己與精神疾病作斗爭的經歷。但由于中國嚴重缺乏訓練有素的治療師，甚至對那些最見過世面的學生來說，精神治療依然是一個模糊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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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魯大學的調查發現，盡管中國留學生出現精神疾病癥狀的比例高得驚人，但他們中27%的人從未聽說過學校的心理健康咨詢服務，只有4%的人用過這項服務。

一些嘗試過這項服務的學生往往也不以為然。除了漫長的等待和有限的咨詢時間——這些都是日益擁擠的大學心理健康咨詢中心的常見問題——還有一些更棘手的問題。語言障礙正是中國學生壓力和抑郁的根源，所以他們怎么能用外語表達自己思想和情緒的本質呢？共情治療師可能從未品嘗過熊貓快餐(Panda Express)之外的中餐，所以中國留學生怎么能說清楚自己對家里的美味飯菜的懷念之情呢？

普渡大學(Purdue University)和俄亥俄州立大學(Ohio State University)等院校為中國學生設立了專門的咨詢服務。更多的學校需要效仿。聘請講中文的心理健康顧問可能是最理想的解決方案，不過符合這個要求的人可能不多。

由咨詢顧問領導的非正式的支持小組和外展項目——這些項目得到了亞裔學生的正面反饋——可以擴展到中國留學生中間。大學可以雇傭和培訓那些適應良好的中國學生，讓他們擔任社區顧問。

中國學生在多數美國校園里是規模最大的國際學生團體，他們的學費是大學急需的收入主要來源。大學管理者應該更加努力地滿足他們的心理健康需求——至少得像學生們爭取獲得錄取那樣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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