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3月25日，第七屆中國教育公益組織雙年會，關于社會組織服務職業教育的反思與挑戰的圓桌論壇現場。 （資料圖/圖）

職業教育目前最需要解決的問題是什么？社會組織在其中可以扮演什么角色？過去幾年，他們積累了哪些可行的實踐經驗？依然面臨什么挑戰？

2023年3月25日，在21世紀教育研究院、北京市西部陽光農村發展基金會、湖南省教育基金會等聯合主辦的第七屆中國教育公益組織雙年會上，一場關于社會組織服務職業教育的反思與挑戰的圓桌論壇，邀請了幾位以行動介入職業教育的機構負責人，分享他們的經驗與困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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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內容摘自論壇現場對話，經過刪節。

對話嘉賓：

刁 文 21世紀教育研究院職教創新中心主任

劉 言 蔡崇信公益基金會職業教育項目負責人

梁自存 HOPE學堂負責人

陳瀟斐 上海百特教育咨詢中心總干事

李 黎 澳門同濟慈善會北京辦事處主任

歐陽艷琴 實務學堂創始人

職業教育最需要解決的問題

刁文：你們認為職業教育最需要解決的問題是什么？

劉言：我們關注的是中西部貧困縣中職學校。

教育公平包含兩部分，首先是機會的公平，有沒有學上。目前來看，基本都有學上。但更核心的挑戰是教育質量，怎么去上好學。而職業教育的質量分為兩個層次，能否學得好和用得上。

目前存在的第一個核心問題是教師、設備和教材跟不上。國家的雙師制要求老師既能授課，也懂技能。中西部貧困縣的中職學校幾乎沒有這類老師，也就是說，教師的水平有所欠缺。其次是硬件條件，發展職業教育需要很多硬件條件，國家這兩年開始增加對于職業教育的硬件投入，但整體還是不足。按照國際上的情況，職業教育投入的人均經費應該是普通教育的3倍，但目前可能連1/3都不到。

第二個核心的點是產教融合、校企合作。職業教育必須同產業結合，但目前學校的發展規劃相對滯后，開設專業時沒有考慮到市場需求。還需要考慮到中職學生自身的素養，一些更弱勢的學生本身缺乏對于未來的規劃。我去中職學校調研，學生告訴我們，他們不是壞孩子，但大家都把他們當成壞孩子看待。此外，中西部貧困縣缺乏產業基礎，比如學電子專業，縣里沒有電子廠，他們還是要去廣東實習。如果想學酒店服務，可能得去上海。整體而言，由于當地的產業技術薄弱，與之對應的實習就業機會就非常少，所以中職學生的對口實習率很低。

其實還是需要厘清我們對于職業教育的期待和目標是什么，只是學點東西能夠就業就好，還是面向人的發展？目標清楚后，辦學模式應該是怎樣的？是老師講學生聽、聽完之后考、考完之后走，還是回應學生的成長需求和未來發展？

刁文：你們是如何進入職業教育領域的？

陳瀟斐：我們在2012年關注到職校學生群體。最初關注他們的經濟狀況，因為很多職教生是小鎮青年，他們原本的家庭收入情況不穩定，進入學校后，又比大學生更早接觸社會。那么，當他們有了金錢可以管理時，就會遇到各種各樣的問題，比如錢不夠花、攀比或者被騙。所以，我們就從這個切入點介入到職業學校。首先提升他們的理財勝任力，通過財務管理讓他們的生活、家庭以及未來有更穩健的發展。在此基礎上，提升他們的職業適應力。

歐陽艷琴：2017年之前，我已經做過流動兒童的教育公益。我本身就是農民工家庭的孩子，也是留守兒童。雖然我沒有接受過職業教育，但在中學時期完全是個學渣。所以，我覺得一個人，包括我的父母，雖然是非常底層的人，但卻有非常強的生命力。2017年有個契機，北京郊區一些打工子弟遇到升學問題，我想探索農民工家庭子女的職業發展新路徑。

做了五年，也發現了一些真問題。現在的職業教育關心的主要是就業問題。據我觀察，很多職業學校連就業都解決不了。為什么解決不了就業問題？因為一個人真正能夠就業、自立、有長期規劃，一定是因為他們意識到了自身的主體性，開始考慮這些問題。我們在不斷摸索如何激發這些孩子的主體性和自主性，讓他們能夠自立。

李黎：我們過去的項目有針對學齡前、小學、初中。在職業教育方面，我們是個新手，做了三年左右。三年前，國家對職業教育給予更多關注和投入，但我們那時對職業教育卻沒有任何經驗，因此也糾結是否要資助職業教育項目。最后還是決定去做，因為我們的項目看上去年齡跨度廣，較為分散，但關注的人群具有一致性，他們家庭和社區的支持系統較為薄弱。

進入職業教育領域后，我們發現職業教育相當復雜，職業學校里有很多不同的院系和專業，那我們到底要做什么？

在青少年階段，普通教育也好，職業教育也罷，不就是發展孩子面向未來社會的能力？所以我們支持的項目就是讓他們能夠適應社會。現在比較關注的包括孩子的心理健康、社會情感能力等等，這些對于他們的人生發展很重要，而在當下的教育體系中常常被忽略。

2022年5月11日，浙江麗水，景寧畬族自治縣職業高中機電維修項目專業組學生在對汽車制動系統進行檢修。 （視覺中國/圖）

什么真正行之有效？

刁文：社會組織進入職業教育有幾個關鍵點，第一是人的價值和綜合素養問題；第二是學生在成長過程面臨的具體問題。你們如何評價這方面工作的效果？

劉言：我們在過去五年嘗試了很多類型的項目，比較有成效的有下面幾種。第一，組織老師在暑期接受五周左右的企業實踐，讓企業教老師技能，培訓了近千位老師。合作的企業基本上是業界頭部企業，比如去淘寶學直播。第二，與學校合作共建。首先是教師賦能，我們讓認證講師到學校助力支教一至三年；其次是課程建設，部分專業講師帶領團隊打磨課件，開發項目課程，經過一兩年，會形成一套完整的課件；還有項目工作室，讓學生建立社團，助教老師帶著學生做市場項目；最后是推薦學生實習就業。我們合作過六所學校，還有三個企業合作方，成效還不錯，特別是針對雙師項目的培訓，可以將企業資源強勢導入。

梁自存：我進入這行七年，有以下幾點感受：第一是組合起來可能會有效。以學生的心理健康為例，我們先與學校的心理老師合作，開展團體輔導。除此之外，還設置了其他項目，例如學生劇團，在排劇的過程中他可能不斷地與別人產生共鳴，能夠重新理解過去的一些挫折經驗。而那些自認為沒有什么心理健康困擾的學生，為他們提供走出校園的機會，走進社區、企業，乃至不同的社會組織中。就目前的經驗來看，單個項目持續的時間都比較短，效果也很難呈現。但如果將不同的項目組合，就能夠更快看到效果。

第二是需要時間。如果評估有效性，需要加入時間的考量。比如一個學期很難看出效果，但如果讓學生連續兩年參與，我有很大把握可以產生積極的變化。

第三是總體上可能有效，但面向的群體有限。公益團隊能夠真正服務到的學生比較有限，所以也在轉變工作模式。例如針對學校的心理老師做教育戲劇的培訓，希望通過老師將這些不同的項目結合起來。但目前這一模式還沒有完全搭建好。

我們通過參與到項目中的老師與學校建立聯系。如果老師參與了教育戲劇的工作坊后比較認可，在學校授課后也覺得有效，他就將我們引進學校。但針對實實在在服務過的學生，到底哪些學生有所成長，哪些可能沒有太大的成長，那也得實事求是，沒有太大成長的原因是什么，我們也得理清楚。

歐陽艷琴：我先描述一下自身對于職業教育成功或者有效的理解。首先是能夠自立，踏出職業生涯第一步。五年以后回頭看，當時在做的事對于他們的職業發展真正有所幫助，這才算解決了就業問題。

假如將能力體系分為三個層次，最表層的是專業技能，中間是通用技能，例如溝通、表達、合作、學習等等，最底層是認知。

實務學堂2022年轉型，由以前的三年制轉做半年一期的學習營。規劃是學生最多兩期學習營，就要走向職場。讓他們明確自身的目標，再想辦法自立。很多學生最初的目標是模糊的，但我們要求他表達出來，再利用一些目標管理工具，讓目標呈現出分階段趨勢，不斷調整，等他們離開學堂之時，才會真正走出第一步。

在認知層面提升他們的積極性之后，針對溝通表達、學習能力，也有自評和測評，他們的確都有顯著的提高。在職業能力上，2022年17個營員，有12個已經在不同行業實習或兼職，包括攝影師、自然教育老師等，很多都是超出他們以往想象的職業。

李黎：我覺得沒有直接的有效與否的答案。如果我們有目標，通過一年的行動，給孩子帶來一些可預期的積極變化。一年后達到了目標，就是可以接受的。

每個人都是獨立的個體，所以可以根據自身的能力和可行的空間來作決定。但當資源有限，能夠服務的體量較少時，我們依然可以做一些事情。

如果你想讓一個人去遠航，不是教他坐船，而是讓他向往遠方。優質教育的本質大抵如此。

刁文：你們現在最需要的支持是什么？資金、人力還是其他的？

李黎：我們在思考的是如何讓更多企業關注到職業教育，并且大家可以交流起來，建設公益機構、政府、企業、學校、研究機構多元的交流平臺。

梁自存：最重要的還是與學校的合作。在合作過程中，雖然他們覺得項目很好，對學生也有幫助，但得服務于學校原本的運作，所以很多好的計劃往往會在學校行政化的運作中被沖掉。

我們也想發展自身的專業性。但很多時候學校并沒有把我們的專業性放在眼里，讓我們比較苦惱。此外，與學校合作過程中，由于是主動方，學校會感覺你似乎有求于我，所以合作往往不處于平等的位置上，這也會制約我們釋放出原本的能量。

歐陽艷琴：我一直很期待教育公益同行能夠形成合力。我們希望服務到更多鄉村的孩子，但如何找到這些孩子是個問題。我們的很多理念，教學目標、方法和內容，一些中產家庭是能理解的，但如何傳遞到鄉村？

一些孩子來到學堂的連接點其實是教育公益同行。希望更多同行在去各地服務的時候，可以將這種可能性告訴孩子們。

李黎：其實目前關心職業教育的公益組織還相對較少，更多的還是體制內的學校，但他們有些自上而下的要求、規范制度。如果能夠有平臺將體制內外的學校的墻打破，讓體制內的職業學校看到教育公益組織所關注的議題，我們也能了解和提供他們所需要的支持。通過好的實踐讓體制內外的大家有更多的交流與合作。

南方周末記者 魏翠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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