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就業問題已經變成了大學生的就業問題
2022年11月15日,教育部公布了2023年高校畢業生預計人數:1158萬人,再創歷史最高,比上一年凈增長82萬人。
【資料圖】
如果加上回國的大約70萬留學生(疫情前回國人數已經超過58萬),大學畢業生就向著1300萬邁進了,這是一個什么概念?2022年我國新增勞動力總數也就是1600萬左右,城鎮新增就業1269萬人,如果還按這個數字計算,2023年的大學畢業生將占到新增勞動力的80%左右,幾乎快等于城鎮新增就業數。
2022年政府工作報告中談到就業問題,設定的目標就是新增就業1100萬,而同年的大學畢業生是1076萬人,二者基本相等。也就是說,我們解決了大學畢業生就業問題,就完成了2022年國家的就業目標。
當下中國的就業問題,已經基本變為大學生就業問題了!
而這一趨勢還將繼續發展下去。因為從招生看,我們的大學招生人數仍然在節節攀升中,這也是高等教育普及化必然的結果。
四年前,2018年全國普通高校本專科招生僅有790萬人,研究生85萬人。2021年全國普通高校本專科招生超過了1000萬人,比2018年增長了200萬,研究生117.67萬人,增長了32萬。2022年畢業生就達到了1076萬人,四年后畢業生會是多少?大家可以算算。
我經常開玩笑說,你應該慶幸是今年畢業,不是明年,因為明年人會更多。回頭看這幾十年的發展,大學畢業生一直在持續增長中。我國高等教育毛入學率最近10余年連續以超過3%的比例增長,2021年超過57.8%,2022年超過60%是鐵板釘釘了,也從一個側面給了印證。
為解決大學畢業生就業,國家拼盡了全力,大學生就業事實上變成了一個“教育問題”。
日前國家公務員考試公告公布,有媒體問我,國考67%崗位限定招收應屆畢業生說明了什么?這一政策顯然是為了解決大學畢業生就業問題。面對明年1158萬大學畢業生,招收3萬多人的國考,是杯水車薪。但即便是牙縫里的一點肉,國家也不忘記向大學畢業生傾斜。大學生已經成為國家就業問題的核心,解決起來非常艱難。
就業本是一個社會問題,需要多方共同解決,但在中國,事實上卻變成了一個教育問題。記得2020年疫情爆發之初,國新辦舉辦的一場以就業為主題的發布會上,記者的問題全部追著教育部主管大學就業的副部長翁鐵慧。須知,主管就業的部門是人社部而非教育部。
2020年疫情之初,教育部先后推出專升本擴招,研究生擴招,甚至把剛剛停掉的第二學士學位招生也恢復,以盡可能擴大招生,把一部分孩子們接回來繼續上學,以延緩就業壓力,當年僅研究生招生就增長近20%。
在高校內部,教育部則要求高校設立科研助理崗位,直接吸納大學生就業。2022年,教育部還專門發文,推出了“書記校長訪企拓崗促就業專項行動”,要求高校負責人走出學校,走上就業第一線,主動聯系用人單位解決畢業生就業。今年就業高峰期,中央美術學院書記校長雙雙走進直播間推銷自己學校畢業生的場景,讓我感慨萬千。
大學生就業的問題到底怎么解決?
第一,根本是解決用人需求問題,也就是經濟發展的問題。經濟發展得好了,企業才會不斷招人,這是最簡單的道理。在這個問題上,特別需要解決中小企業的生存與發展問題,這是吸納大學生就業的主力軍。根據官方統計,全國近5千萬家企業里,99%以上都是中小企業,它們提供了80%以上的就業。
另一方面,需要堅定搞好產業升級,高端產業做起來了,高收入的就業崗位就會多起來,才能讓更多畢業生人盡其才,找到滿意的工作。但這個工作顯然不是教育部門能解決的。
第二,在供給側,需要解決高校專業設置以及人才結構不盡合理的問題。
9月9日教育部懷進鵬部長在國新辦新聞發布會上特別強調,把就業狀況作為“雙一流”建設和高等教育結構布局調整的重要內容,在建設績效、學科評估中作為主要依據。“對就業率過低、多年持續不適應市場需求的,我們就要及時調整,與地方、高校一起,研究適合經濟社會發展、適合學生全面成長的學科專業,著力完善人才培養質量與就業市場、經濟社會發展需求相契合的教育結構和教育體系。”
專業布局的不合理,典型代表是管理學與藝術學兩個大類,高居13個招生大類的第二第三位。
如果說學科是從知識生產角度定義的,那么大學的專業,本就是根據社會需要角度設計的,也就是說,面向社會需求辦學是大學的重要方向,但是在實踐上,未必能做到、做好。
根據統計,如果按13個大類分,普通高校招生最多的是工科,其次就是管理類與藝術類,分列第二與第三。管理與藝術,無論在哪個國家都是就業的“老大難”,但是我們為什么會辦了這么多管理與藝術專業?是真的有需求嗎?是,也不是,這是一個復雜的問題。
比如管理,對于學校來說,這些專業設置門檻低,名字聽起來高大上,也受學生和家長的歡迎,招生容易。而藝術類受熱捧,對于學校方,學費高,辦學門檻卻不高,對于學生,文化課要求低,好考,是上大學的“捷徑”,于是“購銷兩旺”。
無論是管理還是藝術,顯然多數人都沒有想過就業的問題。須知上大學只是成長的路徑選擇,不是終極目的或者說目標。但是,我們很多孩子與家長,往往只看了眼前,沒有想未來。
除了這種具體專業上的布局,還需要重視人文與理工科的結構性平衡問題。
考研熱,背后是就業難。近年研究生報名人數在高位上持續高增長,但細分下來就可以清晰地發現,報考熱門還是人文社科專業,從報考錄取比上看,人文社科遠遠高于理工科,為什么?
無論在哪個國家,理工科專業的就業都遠遠好于人文社科專業,因此美國對于理工科專業留學生,OPT簽證給3年時間,但是人文社科只給1年時間,因為不需要。可以簡單說,在就業上,理工科比文科好。
新高考之后,強化學生選擇權,但趨利避害是人的本性,很多孩子以興趣愛好為名,回避物理、化學,更多地選擇了“類文科”組合,生物地理成為熱門,物理化學大家避之不及,文理的逆轉必然導致未來大學生中理工科與人文社科專業的不平衡,不可避免地出現越來越多的文科生,怎么辦?
所以,這里提個醒,在新高考選科和選專業時,學生和家長不能只看眼前,要充分考慮未來的競爭壓力。
第三,大學畢業生和家長要合理定位,合理期盼。
雖然說就業難,但我們同時會發現,長三角、珠三角同時存在招工難、用工荒的問題。日前媒體披露,在人口第一大省河南,地方政府要求各村都要支援富士康,提供用工人員,甚至要求地方干部帶頭臨時到富士康務工1-6個月,以解決富士康當下急迫的用工荒問題。而在浙江一些地方,政府出資補貼大學畢業生到當地企業“實習”,也是同樣的目的。
換句話說,就業崗位還是存在的,只是不符合很多大學生和家長的期望,甚至是反感。在網上,一旦說大學生為什么不能進廠,就會招致大規模批評與圍攻。
很顯然,在中國,就業期望值是和學歷直接相關的,學歷越高,期望值就越高。這種攻擊和謾罵,就來自“我是大學生”,怎么可以進廠?似乎是辱沒了誰似的。
對于這個問題,學生和家長必須認識到,伴隨高等教育普及化,大量的大學畢業生只是一個普通的勞動者。
80年代,專科生也是天之驕子,因為招生量實在太少了。1990年招收本專科60.88萬人,研究生3萬多人。直到1998年大擴招之前,本專科也僅有108萬人,碩士研究生5.7萬人。在那個年代,大學生基本上就等于體面的工作。
但經歷20多年大擴招和大發展后,當初的大學生與今天完全不是一個概念了。據不完全統計,每年僅僅是985高校總招生量就已經超過了50萬,而且多數是研究生,比如北大,清華,復旦,上海交大等著名高校,近年新生招生總量基本都超過了1萬,甚至是1.5萬,而其中超過70%都是研究生。
比如上海交大2022年新生15000多人,本科4200人,僅占28%,其他均是研究生。復旦大學2022年招生15651人,本科4120人,僅占比26%,其他均是研究生。北大清華也類似。
我經常給很多孩子提醒,你爸爸如果當年能考上一個專科學校,那么放到今天,從競爭的稀缺性角度看,最差也是一個211了。所以,你是一個211、“雙一流”高校,從稀缺度上講,也沒有什么可驕傲的。
但遺憾的是,很多家長仍然停留在過去,很多人都按自己的經歷做判斷,仍然在用精英教育時代的尺子,量今天普及化后的大學畢業生,對孩子有著不切實際的期望。因為他看到當初上了大學的同輩人,畢業就是一份體面的工作,于是就有了一種錯位的期望。
在幾乎人人都是大學畢業生的時代,人人都有一個如意的體面工作,可能嗎?
第四,我們必須重視新一代大學生自立自強的三觀問題,警惕慢就業、不就業現象的蔓延,防止“啃老”現象出現。
近年大學生就業上,一方面出現了就業難,另一方面也出現了大量的緩就業、慢就業,甚至不就業的現象。
很多畢業生因工作不滿意,于是投入考研考公,或是以留學為借口,專職備考,考不上就接著“二戰”甚至“三戰”。近期各地興起的付費自習室就是鮮明的一例:一些畢業生畢業后不選擇就業,而是選擇再次備考,以期望達到理想目標,刺激了自習室的生意。
在這其中,一部分人的確是有自己的人生理想,即便困難,也是在奮斗,對此我們當然肯定。要警惕的,是以這種理由啃老。
一位家長在網上撰文說,伴隨兒子大學畢業,給他們帶來的是“噩夢”:已經大學畢業2年的孩子,口頭上說備考研究生、公務員,但晨昏顛倒,瘋狂玩游戲,實際就是居家啃老。
這些孩子們有很多理由不去“低就”,比如興趣愛好不符,工作不如意,比如性價比低,包括不能接受資本家的“剝削”、“加班”的要求等等,但實際都是眼高手低,畏懼吃苦,畏懼被約束,更受不得委屈。于是,啃老成了最舒適的選擇。當然,隨著社會的發展,家里有了被啃的資本與條件,這也是無可奈何。
這就是日本“蟄居族”的中國版,雖然人數很少,但已經開始出現。也可以說躺平的一代已經開始出現了!沒有太多人承認自己是躺平,理由會有很多,但客觀事實上就是懶,就是躺平!疫情則給了又一道借口,這是我們需要高度警惕和重視的。
最后,還是想拋出一個問題:是不是所有人都應該上大學?
高等教育從來就不是“義務教育”,不是必須的,但無論從哪個方面看,大家似乎都在朝這個方向努力。比如家長,多數都沒有算過經濟賬,更無視孩子的差異,玩命“卷”。當然,還有相關政策也提供了便利,中職定位已經從就業調整為升學與就業并重,并大力發展職業本科,甚至要開設研究生。而高校的學費因為種種原因已經20余年未增長,大幅降低了上大學的經濟門檻,也讓更多家長忽視了教育上的投資效益。
就業的一個核心結構性矛盾,就是期望值與崗位需求之間的差異,而就業期望值則和受教育程度直接相關,不斷推高的大學生人數,尤其是高學歷人數的不斷增加,顯然也會不斷推高就業的“堰塞湖”,需要適時解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