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豐(南都觀察特約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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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圖片)
1999年夏天,我還在青島海洋大學讀本科,和一位在武漢的高中同學一起,去北京旅行,我們的目的地就是北京大學。
那時不用預約,保安也不攔人。我們在校園里閑逛,在北大中文系宿舍偷偷住了幾天,白天則是到教室里聽課。我聽到了錢理群講魯迅,大為震撼。
我們躺在未名湖旁邊的一塊石頭上,看著天空,大發感嘆:北大真好呀,下輩子一定努力考上。
現在說這個,是因為北大和“我們”都變了。
▌一
7月24日,北京大學發布校友預約違規情況通報,“搗毀”一個校外研學團隊,這個團隊拆分預約139名學員入校,每人收費10800元,合計收費大概150萬。
真是很好的生意。雖然沒有具體細節,但是我們能夠想象得出具體“作案場景”,研學團隊通過網絡找到內應,讓他們帶學生進學校;進校后,組織者再把研學營重新召集到一起,參觀、講解。
坦白說,這是一個相當有良心的“團伙”。要知道,不久前有媒體報道,有人組織孩子們去清華研學,結果只帶孩子到學校附近的“清華產業園”轉了一下,拍照了事。
今年暑假想到北大、清華參觀的孩子非常多,7月初北大保安部就發布過一次違規通報。看來,學校安保部門和“地下研學”之間,一直在上演著貓和老鼠的游戲。這真是人類奇觀:外地孩子慕名到著名大學參觀,要花很多錢不說,還整得像違法犯罪一樣。
在整個事件中,我認為最值得注意的細節是學校安保部門的“身份凸顯”。不光是北大、清華,經過3年疫情管控的洗禮,中國著名大學的保安們,似乎都成了學校地位最重要的部門了。過去大學曾有過教授治校的理想,現在看起來更像是“保安治校”了。
這可能是整個大學文化改變的縮影:不但沒有拆掉圍墻,辦成向市民開放的大學,而且墻還越來越高。“社會人士”進大學需要越來越多的手續,填寫表格;而北大、清華這樣的名校,還改成預約制,不但要提前申請,有校內人員“接待”或出來領人才能進入。
這種文化的轉折,促成大學安保部門的“內生動力”,他們每天都要立功。可以說,恰恰是這種防范,讓普通孩子以普通方法進北大參觀,變得幾乎不可能,才催生了“問題研學”的誕生。10800元的天價,支付的不僅是“資源”(校內帶路黨),溝通成本,還包括一定的“權力尋租”成本。
▌二
這造成了所謂研學的困境。當然,我知道有一個陳舊的論調:要是人人都來,北大、清華人滿為患,學生還怎么學習?
這個世界上有一些學校比北大還要好。哈佛、普林斯頓,劍橋、牛津,都有來自世界各地人的參觀,沒發現這些學校的學生根本無法學習。張力奮先生有一本《牛津筆記》,里面講到中國游客大呼小叫到牛津參觀拍照的事,一定很讓人討厭,卻沒有被嚴令禁止。
開放的文化,經過長期互動,會產生某種默契的文化,參觀者會形成邊界感。2012年我到普林斯頓參觀的時候,對那里的每一塊磚頭都充滿敬畏,進書店都是小聲說話。
反之亦然,一種基于權力、控制和防范的文化,會塑造某種“特權”:我能帶你進北大,就可以掙你的錢,這就是我的“能耐”。這種能耐的核心,就是權力造成的隔離感。
▌三
這種隔離感,也會產生機會和所謂“商業模式”。張雪峰的價值可能就在這里:大部分家長和學生,對大學都不怎么了解,他和團隊可以幫你了解,提供一些所謂的有用信息。
隔離帶的頂端,當然是北大清華。前幾天我經過登記進到四川大學,并沒有看到研學營的身影,暑假的校園有一種不真實的安靜。北大、清華因為其符號價值,不僅是“中國最高學府”,也是暑期研學市場的頂部項目。
10800元進北大玩一個小時,未名湖畔轉一圈,聽一下在百度上隨便一搜就能得到的講解,孩子們到底能夠得到什么?那些家長,是被騙子收割的韭菜嗎?
我認為這種認識有點幼稚。家長們真正想得到的,并不是讓孩子了解北大的知識,而是讓自己和孩子都獲得一種“尊崇感”。研學營兜售的產品,不是有關北大的歷史和知識,而是“我家孩子到北大參觀過”的這種自豪感。
換句話說,正是因為北大難進,才有更多家長想進;正是因為收費貴,才有那么多人交錢;如果只收費20元,這個產品可能會因為廉價而被人嫌棄,去北、清研學就這樣成為了不折不扣的“炫耀性消費”。
實際上,除了少部分山區的孩子,現在北大、清華錄取的大部分城市中產家庭的孩子,很多都曾在少年的某個時刻,走進過這兩個學校的校園。這是另一種“選拔”:基層上升的渴望,本來就要投入更多的錢和時間,這才是真正的“雄心”。
家長的“炫耀”和學校的封閉,共同造就了這“違規研學”的奇特一幕。它的核心是一種雙重的排斥:保安為代表的學校排斥“社會人員”,而高價又排斥了普通人家的孩子。和高考一樣,要進北大清華“研學”,也要通過一條獨木橋。
提倡兼容并包的蔡元培先生地下有知,又會作何感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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