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雞娃”十年，我們后悔了

高中時期的王食欲。受訪者供圖

(資料圖片僅供參考)

女兒：考上好初中，然后呢？

小時候，我是被拼事業的父母“拋棄”的空巢兒童，寄養在北京郊區的爺爺奶奶家。?我接受的早教幾乎為零。

長輩們告訴我，我是先學會了爬樹，然后才學會了走路。爺爺奶奶家樓下有幾棵香椿樹，爺爺把我的吊床掛在兩棵樹之間，就和樓下大爺下棋去了。等到他再回來時，我已經爬到了樹頂，掛在最高的枝兒上，號啕大哭。

那時我很少去幼兒園，每天就是爬山、爬樹、爬石頭、蹚小溪。我的“幼兒園阿姨”是小麻雀、小狐貍和樹葉背面的毛毛蟲。?6歲以前，我的“智力”基本和一只猴子沒有太大的區別。

四年級以前，我的成績總是全班倒數。然而，等我再長大一些，回想起小時候，又覺得那才是不可或缺的寶貴童年。

我看到了大自然的一草一木，學會了分辨北斗星的位置。在我成年后，這些景色與星斗常常出現在我的夢里。

在家門口的幼兒園里隨便上了幾個月大班后，我進入了一所在朝陽區稱得上區重點的小學。但這所小學里的其他孩子都是恨不得掌握的英文單詞量超過1500個的學霸，各個都會背唐詩宋詞三百首。?特別是，當發現上學居然還要遵守校規時，我就更不喜歡上學了。

班主任認為我上課搞小動作、說話、抖腿，是多動癥的表現。

我父母咬著牙給我報了海淀黃莊一家治療中心的行為治療課程。現在想想，這家治療中心八成是騙錢的。當時，那里的老師讓我們6個小朋友圍坐在一張大桌子旁撿小棍，并聲稱這可以練習專注力。我認識了不少和我一樣被判定為“有病”的小孩。直到小學三年級，這家行為治療中心生意依舊紅紅火火。

升上四年級后，我幾乎被媽媽給我報的各類數學、語文、英語補習班壓得喘不上氣。小升初迫在眉睫，我又十分“不幸地”趕上了北京市最早的幾批電腦劃片試點。

那3年里，我所有的課余時間都被沖刺班填滿了。我每周要在3所沖刺的目標學校之間奔波，上9門課。我感覺自己變得像盤子里任人切割的黃油，需要切成方形，就被切成方形；需要抹平，就毫不猶豫地被抹平。

我問媽媽：“考上好初中，然后呢？”

我媽就像全世界所有的媽媽一樣回答我：“考上好初中，才能考上好高中；考上好高中，才能考上好大學；考上好大學，才能找到好工作。”

我媽能成為一個“虎媽”，是因為她受到了“考試的恩惠”。她就是通過高考改變命運，從小地方來到北京的。我媽第一次吃到巧克力還是在她來到北京，遇到我爸之后。

“小鎮做題家”我媽，自然不會輕易放過我。她真的能以身作則。“雞娃”之前，先“雞”自己。我學過的東西，她都學了一遍。

王食欲在大學時期拍攝電影的現場。受訪者供圖

媽媽：初為人母，我有些不知所措

1995?年，我懷孕了。公婆家所有人和其他親朋鄰居每次看到挺著大肚子的我，都會說：“這肚子形狀，必定能生個男孩子。”我也知道親朋好友都在說他們覺得我愛聽的話。只是，我根本不理解，生男孩怎么就比生女孩要好？

如果兒子和女兒只能二選一，我渴望要個女兒，要個能親親密密地陪伴我的小姑娘。過了預產期，產科醫生建議我們做剖腹產。

當護士把擦好、包裹好的女兒抱到我臉頰旁，將她的小臉緊緊貼在我的臉上。我的心都酥了，嬌嫩的皮膚，親親的骨肉，滿滿的母愛一下子在我身體里蕩漾開來。我知道自己“完了”，為了她的到來，即使耗盡我一生辛勞和疼愛都在所不惜，我已經向她繳了械，做了她的俘虜。

然而初為人母，自己一下子就沒有了自由，孩子就像一根繩子，拴在你的身上，無論你走多遠，她都能把你給拽回來。第一次育兒，我也沒有經驗，我只是想讓女兒活成她自己的樣子，不要去討好和迎合他人。

于是，她小時候就像未被修剪的樹，恣意生長，比男孩還調皮搗蛋，被各種幼兒園嫌棄，只好在幾個幼兒園之間“流浪”。

上學后，女兒開始變得更加不遵守紀律，老師時常當著全班同學的面批評她、奚落她。老師建議我帶孩子去看看病，說：“她估計有多動癥。”

二年級冬天，女兒腺樣體肥大，隔三岔五感冒。她吸鼻子的聲音讓老師越來越煩她，同學也嘲笑她。老師當著全班同學的面說：“你媽媽就不能帶你去看看病嗎？天天扔到學校就完事了？生下來不教育也不養育嗎？”

面對老師的指責，我慚愧地想起女兒上幼兒園時發生的一件事。那天，女兒跑回家，突然說：“媽媽，我耳朵疼！”還沒等我反應過來，她就被小朋友叫出去玩了。看著她玩得歡實，我判斷大概沒什么事情。但過了幾天，女兒又提起耳朵疼的事情，我幫她揉了揉，轉身去忙工作了。等女兒再次說耳朵不舒服的時候，已經一個月過去了。

去了醫院，大夫訓斥我：“你怎么當媽媽的？你知不知道孩子耳朵里進了一顆塑料珠子？而且都要跟耳朵壁長在一起了！”

繁忙的工作和養育管教孩子像兩座大山一樣壓在我的身上，讓我力不從心。

女兒：我是個大孩子了，我可以自己給自己“打雞血”了

各種陰差陽錯，我初中考入一所民辦外國語學校。這所學校沒有寬敞的操場，沒有豐富的社團活動，我每天能做的就只剩下學習了。小升初的受挫，讓我充分意識到升學這件事，只靠父母是不行的。如果我想“逆襲”，考上一所好高中，就得自己努力。

我每天會提前半小時起床，做一套數學卷子；我在車上吃早餐，邊吃邊收聽新聞廣播，給自己的語文寫作積累時事素材；大部分課間我不會離開座位，我會盡可能地在學校里完成當天的作業；如果沒完成，我會站在放學回家的公交車和地鐵上寫；就連從地鐵站走回家的那10分鐘路程，我都得聽一段VOA慢速英語或者TED英文演講。而這一切，我父母都不需要督促我。因為我已經是個大孩子了，我可以自己給自己“打雞血”了。

升入初二時，我已經成為全班最有可能考上北京四中的“苗子”之一。當時，我發現我特別喜歡寫一些稀奇古怪的小故事，甚至有休學寫作的想法。當然，這也遭到了我媽媽的反對。

但最后，我發現能讓我與北京四中產生交集的居然不是我的成績單和三好生獎狀，而是媽媽最反對的寫作，那篇發布在雜志上的文章，不僅為我帶來了價值一個肯德基全家桶的稿費，還讓我最終收到了北京四中的提招考試通知。

媽媽：雞娃讓我榮登“優秀家長榜”

初中時的女兒真的是我當時的驕傲。

這3年時間里，我是她的司機、廚師、陪讀。我一直珍藏著一個硬紙殼做的拼貼板，那是我給她做的成績卡片。

女兒的“自雞”不僅限于文化課，只要能給中考加分的技能統統不放過：畫畫、彈古箏、跑步、仰臥起坐……另外，女兒還熱衷于競選三好生、班長、團干部。似乎抓到得越多，未來上名校的概率就越大。最終女兒把自己“雞”進了全年級前五，各個方面都很優秀。

我在一次發言中這樣講道：“舉個不恰當的例子，教育孩子就像放羊，咱們的孩子就像小羊，家長和老師就是牧羊人。咱們牧羊人的目的是一致的，那就是把咱們的小羊往北京市區重點學校趕。因此，提高分數非常關鍵！”“分，分，學生的命根！”

多年后，回望這段歷史，我深深后悔。

而周邊的很多家長就沒有我這么幸運了，有的孩子被“雞”得厭學了，天天騙父母；有的父母和孩子連話都不說了，恨不得一輩子都不想互相看見了；有的孩子甚至離家出走了……

“雞娃”要付出代價，有時甚至是我們不能承受的代價。

女兒：無憂無慮的三年

2010年9月1日，我第一次以新生的身份進入了四中。那高得嚇人的特級教師占比、巨大的泳池、鋪著木地板的籃球館、可以做木工和電焊的科技實驗室、種滿鮮花的生物陽光棚、配備正版付費軟件的計算機房、專業的音樂階梯教室、有著明亮天窗的美術工作室、有著旋轉樓梯的圖書館……這些都是我在從小到大的教育過程中從未見過的。

進入四中的第一個學期，我每天都在探索校園。我發現這所學校有屬于自己的流行文化。一到午休和課間，同學們會開始討論自己最近閱讀的書籍。當時有3本書風靡校園：喬治·奧威爾的《一九八四》，北島曹一凡、維一的《暴風雨的記憶》以及羅素的《西方哲學史》。除此以外，馬爾克斯、赫塔·米勒、斯蒂芬·金、蘇珊·桑塔格、王小波、張棗、史鐵生、村上春樹、弗吉尼亞·伍爾芙等作家也備受推崇。

模聯，可謂是當時風頭最盛的校園社團了。然而，沒過幾年，這些模聯的成員從大學畢業后，有的人就真的在聯合國就職；有的人成了英國議員的秘書，開啟了國際政治生涯；還有人選擇在國內入伍當兵，報效祖國。我當時還在嘲諷這只是社團活動、學生玩鬧罷了。可在四中，似乎沒有什么只是“玩鬧”。

四中是一所包容性很強的學校。我在14歲時，決定成為一個素食主義者，以拒絕“殺生”作為我的人生堅持。生物實驗課要解剖一只活體青蛙，我跑到課堂上，呼吁大家不要解剖青蛙，也請求生物老師改變他的課程設置。老師拒絕了我的申請，他認為培養學生的科學實驗精神同樣重要。

但與此同時，學校批準了我的生物自學計劃。在高二的最后一個學期，我用微距鏡頭拍攝了一則名為《足邊世界》的小短片，記錄了校園內蟻群的生活習性和搬遷節奏，結合了高中生物課本的相關知識，我用自己的方式學生物。

和我一起被錄取為第一屆道元班的同學共有18個。教我們的老師人數都比我們多。在這18個學生當中，大家各有特長。我是因寫作特長被招進來的，還有人是因為喜歡研究歷史，或喜歡化學實驗、生物科研、理論物理、國學、數學、國際政治……而被招進來的。

10多年過后，我們這18個學生當中，有不少人投身學術，在哈佛大學、耶魯大學、普林斯頓大學、斯坦福大學、倫敦大學學院、紐約大學等名校讀碩士或博士。可以說，道元班的大部分人都在堅持自己少年時代的夢想。

高二時，我的大學目標越來越清晰：北京電影學院。我和我的一位女同學向學校申請了短假。我們拿著相機走了5個省，拍了一部有關職業病題材的紀錄片。我們放映了這部25分鐘的紀錄片，并在校友和家長間募集了5萬元人民幣，將這筆錢全部捐贈給了片中需要治療職業病的工人。

大部分同學在看到我拍攝的短片后，都鼓勵和支持我。但還是有一些同學，嘴上說著“你要去電影學院啊，你好酷啊”，可看我的眼神中卻閃爍著一絲“憐憫”。畢竟在一本率100%的四中，每年有1/5-1/4的學生會選擇留學，留在國內的學生也有很多進入北大、清華。

甚至有一個女同學悄悄問我：“北京電影學院算一本嗎？你這樣，將來可怎么參加咱們學校的同學會呀？”

在北京四中讀書的3年，可以說是我人生中最快樂的時光。因為只有這3年我無憂無慮，幾乎沒有一天產生過悲觀情緒。

我還記得四中開學的第一天，校長站在禮堂講臺上跟我們說：“你們是四中的學生，你們和其他公立高中的學生出的是同樣的學費，卻獲得了他們幾十倍的教育資源。等你們畢業了，我希望你們能夠幾十倍地回饋社會。厚其積儲，以大效于世。”

校長的這段話讓15歲的我心中燃起了一腔熱血，讓我恨不得馬上報答每一位納稅人。可后來內檢自觀，我發現這段話也給我帶來了巨大的責任。

它壓在我心上，時刻提醒著我：你不能平庸，不能泯然眾人，否則你就浪費了你曾經擁有的教育資源。每當我工作時懈怠了、想要休息了，我就會陷入深深的自責。就像一根繃緊的琴弦，為了發聲而無法松懈，但又隨時會繃斷。

王食欲大學創業拍攝電影現場。受訪者供圖

媽媽：我為什么要“雞娃”?

我出生在中國中西部地區的一個小縣城。我媽媽經常跟我說：“男孩子還能靠賣苦力賺錢養活自己，你一個女孩子，不努力學習，以后怎么辦呢！”

所以，在學習上，她“雞”我最狠。她的“雞”不是陪伴，而是訓誡。于是，我成了家里唯一一名女大學生。

為了讓我的女兒站在我的肩膀上看得更遠，我必須“雞”她。當我終于把她“雞”到了北京四中時，我以為大功告成了一半，也許再“雞”一下，上個清華北大，畢業后找個好工作，就萬事大吉了。

然而，女兒從進入北京四中道元班的那一天起，就偏離了我的預設軌道。

北京四中的道元實驗班是真“實驗”，是徹底的改革創新，是大刀闊斧地把“種子”放在地里，讓教育名師和專家去搞“科研”。它的日常教學完全脫離了高考，更不同于北京四中國際部的“爬藤”式教學。

道元班里有個女同學，她初中的時候就已經是位暢銷書作者了。高一的時候，她竟然提出要放下學業騎行全國。這么大膽的想法，家長學校都批準了。學校組織有興趣的同學去南極科考，團費近10萬元，名額很快就報滿了。道元班家長在培養孩子方面的格局跟我完全不同，我能理解花10萬元報培訓班，卻不能理解花10萬元去南極科考。

我既焦慮又痛苦。道元班的教育對我“雞娃”理念的顛覆，讓我有點不知如何是好。思來想去，我決定還是要把她拉回自己規劃的道路上來，繼續“雞”她，把她“雞”到清華北大去。

一次，我又鼓勵她好好學習，我說：“我做不了社會精英，發財也晚了點，我確實沒有競爭過你同學的父母。所以才希望你將來不要像我現在這樣。”

她皺著眉頭，嚴肅地跟我說：“你看從現在開始能不能努力一點？”她大手一揮，開始替我制定目標：“這樣吧！咱倆商量商量，期末考試我進年級前30，你爭取提個干？”

我驚得目瞪口呆，“雞娃”至今，反倒被娃給“雞”了！

那段時間，挫敗感讓我心情沮喪。有時，我坐在公園的長椅上，呆呆地看腳下的一群螞蟻。它們在往窩里搬面包屑，有的搬得多，有的搬得少。螞蟻就是螞蟻，搬得再多也是螞蟻，變不成蝴蝶。我悲觀地產生了渺小感：人類就好像是這樣的螞蟻。

女兒：我考了北京電影學院第一名，雖然我媽總是期盼我落榜

我刷新導演系的成績公布界面，上面寫著數字“1”。

我是2013年在北京參加的文科高考，總分628分，考了當年北京電影學院導演系第一名。

盡管媽媽總是質疑我的升學選擇，但北京電影學院毋庸置疑是最適合我的學校。

教學質量好、排名靠前、學費性價比高……這是北京電影學院的眾多優點與光環。除此以外，我最欣賞的，還是這所學校的務實。

從象牙塔一般的中學出來后，?大二結束的那一年，我開始創業，像所有打算進入影視行業的師哥師姐一樣，先從拍廣告做起。

2016年，影視行業頗為熱鬧。那個時候，我聽到的最多的詞就是“四兩撥千斤”“以小博大”……三元橋的日料店里，恨不得每張桌子都談著幾億元的院線大片。

我一邊上課一邊和朋友干了兩三年的活兒。大四快畢業的那一年，我們成了國內某著名視頻平臺的內容供應商。那一年，近百條廣告，要在3個月內全部拍完，那幾個月，我每天睡三四個小時。3個月內，我胖了30斤。

再緊接著，我又進入了一個網劇工作室，工作室有一個巨大的廚房。晚上，他們會買來一堆活蝦活蟹，在廚房里把它們直接上鍋蒸熟。我能聽到蟹鉗抓撓燉鍋四壁的聲音，心生恐懼。

那段時間，我常坐在工作室的沙發上刷手機，倫敦大學學院有一座恢宏而美麗的圖書館。我再扭頭看看廚房里散發著腥氣的蒸鍋。沒過幾天，我決定去英國留學。

王食欲在英國留學 受訪者供圖

媽媽：遠在異國的女兒來電哭訴，她不想活了

2019年的春末夏初，北京的空氣里充滿了百花的芬芳。

一天上午9點多，我突然接到了女兒從國外打來的電話。當時是英國倫敦凌晨1點多，我的心一下子就抽緊了！女兒在電話那頭哭泣：“媽媽，我不想活了，活著實在沒意思！”

女兒絕望的哭聲一下子把我打蒙了。我緊張地問：“怎么了寶貝？發生了什么？”

我顧不上周邊的人來人往，大聲跟女兒說：“寶貝，千萬別做傻事！你要不活了，爸爸媽媽也活不下去了！”

女兒說：“沒有具體的事，就是活得很喪，毫無意義！”我趕緊跟女兒說：“寶貝，人都有情緒低落期，一定要堅強！我和爸爸需要你！”

女兒說：“媽媽，您能來陪陪我嗎？我有點控制不住自己！”“控制不住自己”，這句話當時我竟然沒有認真對待！那是女兒發出的求救信號，但當時對于抑郁癥，我一無所知！

而我當時竟然無知地跟女兒說：“媽媽一直沒有辦簽證，現在馬上飛過去是不現實的！因為媽媽需要上班，沒有時間，再說還有幾個月你就學成回國了，也沒有必要！”

我只好佯裝答應女兒：“媽媽打聽一下簽證的事情，你等我去，別做傻事！”

女兒跟我哭訴完，情緒好了很多。然后，她跟我說：“媽媽，跟您說說話，我好多了！您忙吧！”在女兒跟我保證了會好好活著之后，我們掛斷了電話。

那一天，我沒有問女兒在哪里給我打的電話。后來我才知道，她是在愛沙尼亞的一個旅館里向我發出的求救信號。登船前的那個晚上，她給我打了那個可怕的電話。而阻止她跳海的不是我的那番安慰，而是那艘船因為當天天氣不好封住了甲板，她無法從船艙內走出去，所以只好放棄實施自己的計劃。

聽到這些信息，是在女兒回國后。自殺計劃失敗之后，她重新回到倫敦，每天走在泰晤士河岸邊，都有往下跳的沖動。

這些，我當時都不知道。

將從醫生朋友處請教得知的抑郁癥臨床表現跟女兒的行為對照，我驚出了一身冷汗。比如，女兒一天沒有學習就會有負罪感，會苛責自己；有時她會無聲地自言自語；她敏感多疑，獨處時經常會莫名落淚；一起在商場逛街，明明好好的，她突然就會捂上耳朵嫌吵，痛苦地連步子都邁不動了；晚上躺在床上，她要熬過幾個小時才能進入睡眠狀態……

其實，女兒早已經有了抑郁癥的征兆，而我沒有及早發現。

“雞娃”多年，我對女兒的判斷是，那個階段她是閑下來了。她是一個被抽打得不能停下來的陀螺，一旦停下來就會焦慮痛苦。

無數個睡不著覺的晚上，我就站在她的立場和角度揣度她抑郁的原因。想到這些，我又開始自責。多少年來，女兒的世界里只有那些做不完的試卷和需要考到的好成績。

幫助女兒解決抑郁問題成了我最重要的工作。教育真的是一項需要慎之又慎的工作，糾正教育的錯誤，遠比修復一個產品或更換一顆種子的難度要大很多。

真的要學會給孩子當“垃圾桶”，而不是一味地把自己的觀念強加給孩子，并把壞的情緒、錯的價值觀和負能量甩給孩子。

她曾經想把我當成“垃圾桶”，然而每當她跟我傾訴的時候，我都會批評和指責她，時間長了，她就跟我報喜不報憂了。

上小學時，同學們討厭她、孤立她的時候，我總是讓她“三省吾身”。女兒從初中開始就熱愛寫作，甚至想休學專門從事這項工作，結果夢想被我扼殺在搖籃里了。

于是，我給遠在倫敦的女兒打電話：“如果不開心，就寫寫日記、散文、小說之類的。媽媽知道寫作能讓你快樂，能讓你開心。”

女兒：被流浪漢的一支煙治愈

回想起來，媽媽的愛，簡直是我走向死亡路上的“絆腳石”。媽媽雖然不理解我要自殺的原因，但她的確給了我一個逃避的辦法——寫作。這是我喜歡做的事情，也是從小到大唯一一個我不需要堅持，就能一直做下去的事情。

回到倫敦后，我很快就寫完了我的第一本小說，完稿當月就賣出了影視版權。第二本小說的創作也非常順利。兩本小說完成之后，我不僅可以把寫作當成精神藥物，還能用它養活自己。最重要的是，我開始能睡著了。

那天我照例進了超市，買了一打香橙口味的瑪芬蛋糕，連同香煙一并遞給了路邊的流浪漢毛線帽先生。

“今天我過生日，請你吃蛋糕。”我對他說。

毛線帽先生客氣地接過了我的蛋糕，笑道：“你今年在我這兒過了六七個生日了。”

我面紅耳赤，急忙解釋：“今天真是我的生日。”

“得了吧！今天要是你的生日，那我還在白金漢宮喝過下午茶呢！”

“聽好了，我知道你這類人的性格。”毛線帽先生粗聲粗氣地說，“你們覺得自己比我有錢，看見我睡在大街上，心里就不舒坦。你們這也是高高在上的傲慢！”

我被毛線帽先生懟得啞口無言。他從口袋里掏出一支自己卷的煙，送給了我。我有些驚訝：從來都是我給他香煙和蛋糕。毛線帽先生笑著說：“小蜜糖，我告訴你，我不需要你來為我負責，你又不是我媽！”

毛線帽先生的話讓我豁然開朗。我終于明白自己為何郁郁寡歡了——一直以來，我把自己想得太重要了。我自以為可以改變“我”所不滿的現狀；我自以為“我”有責任去拯救別人；我高估了自己的付出，低估了他人的困境；我過度沉迷于“我”的情緒，為了擺脫痛苦，甚至還想要消滅肉體的“我”。我不該問自己“生命的意義”是什么，而該問自己“生命”是什么。

當我捧著毛線帽先生遞給我的那支卷煙時，我才覺悟。在這一刻，我長達一整年的憂郁，煙消云散。

我發現自己做的事情太多了，做不完就不允許自己睡覺。這是“雞娃”教育的一大“后遺癥”。它讓我對“休息”產生了一種條件反射般的抗拒，只要休息，我就會產生濃濃的罪惡感。大概有10年的時間，我都認為睡眠是一種懶惰和奢侈。我的身體在被快速地掏空。實際上，在健康面前，一切拼搏都毫無意義。

我無法忽視這一路以來，媽媽為我帶來的諸多幫助與鞭策：學習能力、自信心、優質的教育平臺……但很遺憾的是，“雞娃”教育有很大的弊端。總結成一句話就是——我無法發自真心地娛樂，我已經不知道該怎么玩耍了。

媽媽：“雞娃”多年后，我后悔了

反觀我教育女兒的這10多年，有些我做得很差。

有一年，我拿著兩本女兒寫的書送聚會的同學，其中一位同學十分羨慕，問我：“怎樣才能把孩子培養得這么優秀？”

我還清楚地記得自己當時的回答：“把孩子架起來，讓她覺得自己不平凡，她自然會向優秀和杰出奮進。”

從英國留學回來，女兒又像陀螺一樣進入對職業成果的追求中，無法停下來。我深深地自責后悔。是我這個不懂教育的媽媽壓榨了女兒所有的童年時光，剝奪了她的童真和快樂。

而如果只瞄準分數“雞娃”，這樣培養出來的孩子就像流水線上的產品，除了成績好，沒有其他獨特之處，這很容易磨掉孩子身上的個性化色彩。

如果說我有“陰差陽錯”做對的一件很重要的事，那就是引導和幫助孩子找到她熱愛的寫作，我欣慰地看到她把自己的愛好變成了一生的事業，我知道，她找到了自己人生的支點。

高中期間，女兒去美國做交換生時，她的美國同學帶她玩捉迷藏的游戲。

女兒跟我通電話時說：“媽媽，您知道嗎？美國孩子十七八歲了還玩兒捉迷藏，聽起來好好笑。”

但是那個晚上，女兒真的就跟這些孩子玩了3個小時的捉迷藏，“玩得好開心啊！原來偶爾不動腦子的感覺真的好幸福啊！”我突然意識到，自己竟然從小到大沒有體會過這種最原始的快樂。您說，我的童年去了哪里？”

聽著電話里女兒傷感的訴說，我淚流滿面。

當幼小的女兒興致勃勃地想把小兔子帶回家養的時候，我告訴她：“養小兔子很臭、很臟，別養了。”當孩子想去游樂園玩，我說：“那個挺危險的，萬一掉下來就會死人的。”當孩子想買兩盆正開得艷麗的花回家，我會告訴她：“外面的花都是用藥物催開的，買回家養不了兩天就謝了，買它干嘛？”

我做這一切只有一個目的，不能讓她分心，要讓她全心全意地去讀書、去考出好成績。

如果再來一次，我一定會把童年還給女兒。我會帶她到游樂園玩，會買點種子回家，會允許她養寵物……

如果再來一次，我會讓她去跟小朋友盡情地玩各種游戲，跳皮筋、捉迷藏、砍沙包、踢毽子……

如果再來一次，我會在她伸手幫我擇菜做飯的時候，教她做飯的方法，而不是說：“不要在這兒浪費時間了，快讀書去。”當她的小手伸進滿是肥皂泡的洗衣盆里的時候，我會讓她體會肥皂泡在她手間的快樂，而不是沖著她喊：“搗什么亂，你能洗嗎？那你洗吧！”

如果再來一次，我會在她把自己兜里全部的錢送給乞丐時，說：“孩子，你真有愛心。你懂得愛別人，這很可貴。”而不是打擊她：“人都有不同層次的貧窮，乞丐窮，我們也不富裕。”

可惜我女兒童年的快樂和幸福太少了，她到現在還在治愈童年。

長大后，女兒去很多地方做志愿者，去很多地方旅游，在我看來都是在彌補自己從小本應該在周末、節假日去旅行的缺憾。

她去蛋糕店學烘焙，烤動物小餅干和蛋糕，還用糖霜給她的餅干小熊畫上三角褲和文胸，打包送給她的好朋友們。我就想，這是二十幾歲的女孩子干的事情嗎？這應該是小朋友干的事情。

（本篇內容摘自人民郵電出版社《媽！這是我的人生》）

關鍵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