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于如何緩解企業融資難融資貴問題，《政府工作報告》用了一整段內容來闡述：“改革完善貨幣信貸投放機制，適時運用存款準備金率、利率等數量和價格手段，引導金融機構擴大信貸投放、降低貸款成本，精準有效支持實體經濟，不能讓資金空轉或脫實向虛。加大對中小銀行定向降準力度，釋放的資金全部用于民營和小微企業貸款。支持大型商業銀行多渠道補充資本，增強信貸投放能力，鼓勵增加制造業中長期貸款和信用貸款。今年國有大型商業銀行小微企業貸款要增長30%以上。清理規范銀行及中介服務收費。完善金融機構內部考核機制，激勵加強普惠金融服務，切實使中小微企業融資緊張狀況有明顯改善，綜合融資成本必須有明顯降低。”

從世界范圍看，小微企業融資難融資貴問題具有普遍性。在我國，民營企業，尤其是民營小微企業融資難融資貴問題還具有特殊性。這種特殊性源自于我國以國有商業銀行為主導的金融市場結構，而破解之道則在于堅持市場化改革的思路和方法。

民營企業融資難融資貴是信貸資源配置不合理的一種表現：國有企業，尤其是大型國有企業能夠獲得超額信貸配置;民營企業，尤其是小微民營企業則信貸不足。國有企業常可獲得財政支持，有政府做隱形擔保，對銀行來說具有較高信用資質，可以從銀行獲得高于其正常需求的信貸資源;民營企業，尤其是小微民營企業規模較小，抵質押不充足，信用資質不高，即使愿意付出較高風險溢價，也較難從銀行獲得所需的信貸資源。獲得超額信貸資源的國有企業通過諸多“金融創新”，如“非標”業務、“影子銀行”業務等將多余信貸資源轉移給民營企業，進一步提升了后者的融資成本，同時，鏈條延長、嵌套增多也增加了發生系統性金融風險的概率。

融資難融資貴的實質影響就是民營企業在金融市場上無法獲得足夠的資金供給。這一問題的根源既有制度的原因，也有市場的原因。制度的原因在于，現階段，我國融資結構仍以商業銀行，尤其是以國有商業銀行為主導。當小微企業無法從銀行獲得間接融資時，缺乏足夠數量的小型專業銀行或政策性銀行彌補這一融資缺口，也沒有較完善的多層次資本市場可獲取直接融資。小微企業融資難融資貴具有市場合理性的一面。小微企業規模小、抵押不充足、財務信息不透明、經營風險大，在金融市場上需付出較高的風險溢價;而其融資需求呈現單筆規模小、頻率高等特征，銀行對其展業的成本高，具有風險厭惡型的商業銀行內在地排斥具有高風險的小微企業。

政府不可謂不重視融資難融資貴問題。《政府工作報告》用一整段篇幅表述緩解融資難融資貴的措施，包括定向降準、引導信貸投放、加強銀行內部激勵考核等。毫無疑問，這些措施在一定程度上能夠緩解融資難融資貴問題，但并未直擊問題痛點，可能會出現事與政策違的情況。這是因為，在現階段“去杠桿”、“防風險”的要求下，銀行面臨諸多監管約束，避免產生不良貸款是其內在要求，也是其行業特征。強令銀行定向給民營企業放貸，信貸傳導機制不夠精準，也不符合銀行自身風險偏好和外部監管要求。

緩解融資難融資貴問題是一項系統性工程，要堅持以市場化改革的思路和辦法開準“藥方”，內外兼修、標本兼治。長期看，要堅持市場化改革方向，持續推進金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增加銀行業市場主體，完善多層次資本市場體系，擴寬小微企業間接融資和直接融資渠道。現階段，針對小微企業資信不足的問題，可借政府之手成立增信擔保公司，為符合條件的小微企業提供增信支持，幫助其獲得銀行貸款。這也符合“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發揮基礎性作用，更好發揮政府作用”的政策導向。同時，小微企業也要做好內功，不斷提升自身經營能力、完善標準化財務信息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