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中國人“愛存錢”的“標簽”似乎正在逐漸淡去。央行近日公布的8月份金融統計數據顯示，截至8月末，人民幣存款余額175.24萬億元，同比增長8.3%，增速分別比上月末和上年同期低0.2個和0.7個百分點。8月人民幣存款增加1.09萬億元，同比少增2729億元。

今年以來，銀行存款競爭成為常態。人民幣存款增速正在逐步放緩，持續在9%以下徘徊。特別是8月人民幣存款增速再度回落，創下新低。分析認為，居民儲蓄存款低增的原因一方面與收入增速放緩有關;另一方面還與近年來房地產市場持續高位運行有關。

多位專家認為，未來一段時間內，由于監管、銀行意愿和實體經濟有效需求等因素仍會對信用擴張形成明顯限制，存款增速放緩將是常態，但居民儲蓄率過快下降也可能會引發經濟金融風險及連鎖效應。如果居民儲蓄率的下降幅度過于明顯，將會加大整個社會的債務償還壓力，使金融體系變得更加難以承受風險。

另有專家分析稱，應對存款增速下滑，銀行短期內可能仍以拉存款為主，但長期而言需提高效率，加快轉型，做到更加精細化的管理和風險控制，促進自身可持續發展。

銀行表內外資產擴張受到約束

據中國證券報，近期，存款增長乏力現象愈加明顯，新近公布的金融數據和各家上市銀行半年報均有所體現。同時，據交通銀行金融研究中心測算，包括大行在內，二季度行業絕大部分存款同比增速維持低位，平均為4.96%。

新時代證券首席經濟學家潘向東表示，存款增速下降的原因之一是信用創造受阻，銀行存款主要是信用創造的。為防風險，隨著2017年開始推進去杠桿和加強金融監管，銀行債券投資、同業投資以及表外融資收縮，由此創造的存款增速也有所下滑。

“銀行表內外資產的運用決定著全社會存款和銀行自身的存款來源，也決定著M2廣義貨幣的增長速度。”國家金融與發展實驗室副主任曾剛表示，存款增速下滑最主要原因是銀行表內外資產擴張受到約束。銀行表內外資產擴張的邊界取決于四方面。一是貨幣政策，基礎貨幣越多，資產擴張能力越強。二是監管政策，它對銀行信貸能力和資產運營能力均有約束。比如，MPA考核和資本充足率的監管。三是銀行主動的放貸意愿和銀行自身的風險偏好。四是實體經濟是否有需求，當前實體經濟的需求和金融機構的偏好有一些錯位。

曾剛表示：“目前貨幣政策已不構成約束，但監管、銀行意愿和實體經濟有效需求仍會對信用擴張形成明顯限制，導致信用無法擴張，存款自然‘征’不上來。”

另外，從成本角度看，華創證券研究所固收組組長周冠南認為，存款成本居高不下主要由于存款規模增長乏力，銀行間攬儲競爭使得存款成本較為剛性。2017年我國存款增速下行，同業投資派生存款路徑被堵，銀行面臨巨大的存款爭奪壓力。尤其是中小型銀行，在理財產品凈值化、同業負債規范化環境下，負債端的攬儲能力顯得尤為重要，2017年四季度以來銀行存款增長的邊際貢獻主要來自于“結構性存款”“協議存款”等產品，其成本相對較高。

居民存款流向：購房、互聯網理財

據華夏時報。東方金誠研究發展部副總經理王青表示，今年以來居民儲蓄存款增速持續處于低位，也對存款增速起到一定拖累作用。

8月，居民存款增加3463億元，扭轉了7月負增長2900億的局面。不過，近年來看，居民存款增速已大大放緩。有統計數據顯示，2008年到2018年的10年間，居民部門存款增速從18%下滑到7%左右。2010年全國居民儲蓄率為16%，而2017年僅為7.7%。

對此，蘇寧金融研究院高級研究員左俊義也坦言，“居民存款增速在2017年下半年出現明顯負增長，今年上半年增速回升，但增速水平較低。”

那么，居民的存款增速較低原因何在?錢又究竟流向何處?

“居民儲蓄存款低增，一方面與收入增速放緩有關。”王青表示。統計局數據顯示，今年上半年全國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4063元，比上年同期名義增長8.7%;而去年上半年全國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2932元，比上年同期名義增長8.8%。

除此之外，存款理財化、居民熱衷購房等等也被認為是居民存錢越來越少的原因。

左俊義表示，主要原因，一是居民存款受房地產銷售影響，居民購房會使得居民存款變成企業存款，所以2017年下半年和今年5月以來地產銷售反彈，會使得居民存款下降;二是存款轉成貨基或理財。

根據Wind的統計數據，2017年底貨基資產規模7.1萬億，到2018年8月貨基規模已達8.4萬億。

王青亦坦言，“儲蓄低增還與近年來房地產市場持續高位運行有關。居民購房在推高其負債水平的同時，首付款和月供也必然要消耗其原有儲蓄，并帶來家庭支出的增加。2015年下半年以來，商品房銷售額同比持續處于兩位數的高增狀態，同期居民儲蓄存款增速也開始出現明顯下降。”此外，由于我國存款利率持續低于市場利率水平，不少居民逐漸養成了將余錢轉入余額寶等互聯網金融產品的習慣。這也在一定程度上減少了儲蓄存款的增速。

警惕居民儲蓄率下降過快

據時代周報，隨著中國金融體系的日益完善和中國經濟的繼續發展，家庭財富的投向多元化具有一定合理性，因此居民儲蓄率下降的趨勢不可避免。

但王青同時指出，居民儲蓄率的過快下降也可能會引發經濟金融風險及連鎖效應，而不只是會加大流動性風險，影響貨幣政策傳導。

工商銀行董事長易會滿在今年的中國發展高層論壇上指出，居民儲蓄率過快下滑，并不利于經濟轉向高質量發展。這是因為改革開放40年來，高儲蓄是支撐我國經濟發展的重要基石。同時，在我國整體負債水平上升的情況下，較高的居民儲蓄率也提供了緩沖空間和較強的安全邊際。

華寶基金副總經理李慧勇在接受采訪時也指出，如果居民儲蓄率的下降幅度過于明顯，將會加大整個社會的債務償還壓力，使金融體系變得更加難以承受風險。根據國家統計局公布的數據，2013-2017年，家庭債務占GDP的比重由33%升至49%。

存款減少，導致杠桿升高的情況也引起了國內金融機構的注意和擔憂。

在十九大會議期間，中國央行原行長周小川就曾提到，我國家庭部門的債務杠桿率在全球還不算高，但近幾年增長很快，這個快的程度需要注意，不是現在就要去杠桿，而是增長的過程中要注意質量。

今年全國兩會期間，中國銀行保險監督管理委員會主席郭樹清在部長通道上又一次談到存款減少導致杠桿升高的話題：“我們是一個高儲蓄國家，過去是我們很大的優勢，如果借錢比存錢增長得還快的話，這個優勢就會喪失。所以銀保監會把降杠桿作為一個非常重要的方面，繼續做好這方面的工作。”

李慧勇指出，居民儲蓄率過快下滑還可能降低金融資源配置效率，抬高實體經濟整體融資成本。

事實上，在我國以間接融資為主的金融市場環境下，儲蓄的多渠道分流，尤其是通過一些互聯網金融平臺形成空轉、拉長鏈條后，不僅造成了金融資源配置的碎片化和低效化，而且抬高了實體經濟的融資成本。

一位在珠三角某大型國有銀行的地區負責人表示，對金融配置主體來講，貨幣基金的融資成本比儲蓄存款至少高出2%，而這些高出來的成本只能轉嫁到經濟實體上，從而整體抬高社會融資價格。“對個人來說可能是財富收益率增加了，但最終對社會融資造成的影響，還是會落到個人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