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起，南方科技大學的袁長庚老師開了一門通識選修課“理解死亡”，想帶學生“在歷史和世界的縱橫圖景中理解死亡，并重新審視自我、他人、社會與時代”。這門課上了4年，有學生從中學會了思考生命，理解自己和他人的處境。可時代氣候、校園環境、學生心態都在劇烈變化，課程的活力被慢慢削弱，行將終結，這一切令袁長庚感到挫敗。不過，這門課的影響依然存留在不少學生身上，并隨著他們的思考和行動發散。
你會選擇怎么死
“假設現在你是上帝，可以寫自己的人生劇本，你會選擇以哪種方式離開世界？”選項有4個：孤老終身、突發心血管疾病、艾滋病、乘坐的飛機在萬米高空解體，死于空難。
深圳南山區，南方科技大學“理解死亡”課的講堂上，六七十個學生擠滿教室，注視著臺上提問的袁長庚。30多歲的袁長庚是這門課的授課老師，留平頭和小胡子，圓臉上架一副黑框眼鏡，聲音響亮。
學生舉手投票，被選擇最多的是死于空難。這讓袁長庚很驚訝，該選項原本是他為了湊數寫上去的。在他的預期里，這應該是最不能為人接受的死法，會被第一個排除。
秦浩是選擇死于空難的學生之一。他讀大二，課業很重，對未來感到渺茫，覺得死于一場偶然的空難就像煙花一樣絢麗，頃刻間灰飛煙滅，沒有痛苦。其他學生解釋自己選擇空難的理由也大致相似：自己沒有責任、不用面對衰老和充滿不確定性的未來、難以忍受疾病與孤獨。
袁長庚問學生們，有沒有考慮過，這種死法會讓父母多難以接受，他們余生要怎樣生活？
接下來，他開始闡釋每個選項關聯的處境和意義。比如艾滋病，如今它并不像很多學生認為的那樣是極度兇險的惡疾，而更接近一種慢性病，只要定期服藥，患者的壽命和生活質量與正常人相差無幾。袁長庚提醒學生們，這意味著選擇這項的人有更多時間陪伴親友、承擔責任，而不是留給他們沒有告別的遺憾和痛苦。
話題繼續延展。圍繞著這節課的主題“善終”，袁長庚從艾滋病講到疾病的污名化、到如何與長輩談論死亡、支撐自我的價值觀念何以構建。他不時點名讓學生表達觀點，提醒眾人思考：為什么說死亡不是純粹的個體事件？
從2017到2021年，袁長庚每年都開設“理解死亡”課程。這門面向全校的社會科學通識選修課沒有教材，內容由袁長庚自己擬定。每期課程里，袁長庚圍繞生命是什么、善終、靈魂、衰老與照護、病痛、葬禮、安樂死、大屠殺、犧牲、自殺等主題，試圖通過對死亡的分析討論，帶學生了解人的處境，厘清日常生活的意義和價值觀念。
這是中國高校里鮮見的課程。在一個習慣回避生死問題的國度，死亡教育甚至比性教育更令人諱莫如深。秦浩和他的同學們，是少數能夠在十八九歲的年紀觸及這些話題的年輕人：靈魂存不存在？人有權利自殺嗎？是否應該支持安樂死？
課程是袁長庚自己申報的。2016年博士畢業剛進入南方科技大學時，他上的是文化研究導論。袁長庚認真熱情，課講得生動，不久就成為校內的明星老師，很多理工科學生都是從他這里獲得的人文啟蒙。但他隱隱感到，這種按照成熟的學術脈絡設計出來的課程，和當下的生活間“隔”著什么。
圖 | 袁長庚
按照南科大的慣例，老師每周要安排一段專門的時間“office hour”用于答疑。入校不久，袁長庚第一次答疑，一個男生推門進來，徑直說，老師，我就問一個特別簡單的問題，“人生的意義是什么？”
袁長庚當時“懵了”，沒想到會面對這樣的疑問。之后，類似問題在他的office hour里反復出現，也有學生寫信來求助。看到學生們普遍在價值觀、心理和情緒上存在需求，袁長庚覺得自己“沒辦法轉過身”，不去回應。他想開設一門課程，幫助學生嚴肅地思考生命，思考應該怎樣活著。
死亡課的回響出現在2022年3月，東航MU5735客機墜毀，機上132人全部遇難。上過死亡課的學生秦浩記起了那堂課上的選擇，他覺得上過課后，做選擇不再那么容易了：死于飛機解體看起來不再輕松，患艾滋病也不再那么難以接受。秦浩說，死亡課彌補了自己死亡教育的匱乏，特別是在疫情和空難發生的當下，會讓人思考這些問題。
空難發生當晚，袁長庚對妻子說，今后打算每隔半年寫一次遺囑，安排好身后事。目前他已經寫好了第一份遺囑，涉及家庭財產的處置、對老人照護的安排、后事如何處理，以及一個很重要的問題：家里的數千冊藏書該怎么辦。
回溯“理解死亡”課4年的教學歷程，袁長庚的自我評價很悲觀。“這門課是失敗的”，他說。他即將離開南方科技大學，“去新單位，大概率沒機會折騰這種‘不吉利’的通識選修課了。”
在以改革著稱的南方科技大學，4年來，袁長庚的死亡課的命運像它的名字一樣，晦澀沉重，走入終點。
表演一場葬禮
學生王真禎第一次做“理解死亡”課的作業，在袁長庚給出的三個題目中選擇了“以‘死亡’為主題寫一篇小說”。一直喜歡科幻的他寫了篇科幻小說，講一名底層女性通過機械化改造的方式擺脫了死亡。袁長庚逐字批改了王真禎的作業，指出遣詞造句上的缺陷，鼓勵他繼續寫下去。
課堂上，袁長庚同樣喜歡讓學生表達。講“自殺”時，班里幾乎所有學生都贊成人有自殺的權利，只有一個學生反對。有學生覺得反對者思想落后，袁長庚卻鄭重地把他請到講臺上，讓他充分講述自己的理由。隨后，他抽絲剝繭地分析贊成和反對方每種意見的邏輯與盲點，把選擇的復雜性呈現出來，學生就會反思自己原本認為絕對站得住腳的觀點。“安樂死”的課上，他提醒學生，不要時尚化地理解安樂死，要看到背后的倫理和執行困境。
學生們關于死亡的思考逐漸拓展。一名愛好航空器的學生交上來的作業，細致地寫了民用航空業怎樣從空難中一點點吸取教訓。袁長庚在作業里讀到，航空器是一個復雜的系統，即使某次空難能夠歸因于一顆螺絲或一道劃痕，但深層的原因往往在各個部分的交互勾連里。人的生命也是如此。
董辛印象最深的是講“犧牲”的那節課。出于對過往盛行的宏大敘事的反彈，學生們對“犧牲”多少都有些存疑，袁長庚推薦他們去讀讀《當世界年輕的時候》。后來董辛看了這本講述中國志愿軍到西班牙幫助抗擊法西斯的書，被那些勇敢的年輕人感動時，他想起袁長庚在課上說的話：不迷信宏大敘事的同時，也不要走向極端的個人主義。
早在開設這門課之前，對死亡問題的關注和思考，就纏繞著袁長庚30年來的生活。
1985年，袁長庚出生在山東一個礦工家庭。采礦是高危工作，雖然袁長庚的父親是技術人員，不用下井，但周圍小伙伴們的父親基本都是在井下工作的。死一兩個人的“小”事故，隔幾年就會發生。有時為了逃避責任追究，相鄰的礦山間還會買賣死亡“指標”。
礦上待遇好，工作穩定，礦工家庭的生活水平普遍比地方上高得多。但敏感的袁長庚很小就意識到，這一切有它的代價，那些好吃好玩的東西背后藏著危險。
袁長庚7歲那年，母親去世。生前最后一段時間，她是在抵抗白血病的吞噬中度過的。在袁長庚的記憶里，當時年幼的自己不理解發生了什么，只覺得家里的情形變得有些奇怪，父母總是不在，自己經常要寄居在姥姥家。
母親離去后，父親和親戚們小心翼翼地封存了這件事，不對袁長庚談起。“如果在大人眼里我是一個不幸的孩子，至少應該有人問問我的不幸是什么樣子，我有什么感覺，但是沒有。”袁長庚成年前，家中給母親掃墓從不帶他。在長輩們樸素的認知里，回避是最好的保護。不久父親再婚，帶著他組建了新家庭，這個話題更成為禁忌。
接下來的10年，袁長庚一個人學習什么是失去、什么是沒有母親。沒有地方容他講述，“像脖子被掐住一樣”。直到大學讀了人類學，開始關注和死亡相關的研究，他突然意識到，在自己的生命中，“哀悼”這件事從來沒有完成過。回避和掩蓋，阻斷了真正接受死亡的可能性。
因此當想要開一門課，回應學生對價值觀、對探索生命意義的需求時，袁長庚很自然地想到了死亡問題。這個懸置在他生命中的進行時命題，來到一個能夠被展開的時點。
第一學期的課程臨近結束，袁長庚布置了一項特殊的作業：讓學生們分成幾個小組，各自設計故事、場景，表演一場葬禮。
上課時袁長庚經常問學生，有沒有經歷過家中老人去世，家里怎樣處理喪葬，需要哪些步驟和分工。他發現，絕大多數學生對和葬禮相關的社區、風俗習慣和歷史都沒有概念，更談不上理解創痛和哀悼。他想創造一個機會讓他們體驗。
“葬禮”在晚上舉行。教室里清理出一片空地，關上燈，黑暗抵達的瞬間，生活似乎也暫時中斷了。封閉而純凈的空間里，關于死亡的話語緩緩鋪陳。
其中一個小組演繹的是小學生上學時落水身亡，家里抬著尸體到學校要求賠償的經過。一名來自河南農村的男生扮演家族的主事人。男生平時性格內向，來深圳上大學后，時常為自己不夠標準的普通話發音自卑。表演把他帶回了熟悉的場景，操起地道的河南方言，男生自如地呈現出事件里悲傷、博弈和算計的交織。
后來男生和袁長庚成了朋友，在另一門課程的作業里，他袒露自己的故鄉和成長經歷，探討了鄉村發展的代價。他對自己的來路和生命故事的回望反思，就是從這次“葬禮”開始的。
圖 | “葬禮”現場
另一名學生小雷布置了一場充滿異教色彩的葬禮：白色面具、黑色衣服、略顯驚悚的氛圍、大段聽不懂的臺詞。那段時間小雷心情低落，這是他情緒的投射，或許也是宣泄。
小雷記得，“葬禮”中有一段，自己作為“尸體”躺在桌子上，戴著面具，周圍一片沉黑。一個念頭突然闖進意識：如果真的快死了，還有什么事情是我想做而沒有做的？
當時小雷一直在繼續讀書、將來從事科研和盡快工作之間搖擺。那個類似瀕死的瞬間，他決定，要努力做自己喜歡的科研。本科畢業后他出國留學，成了一名科研預備役。
當晚，袁長庚一直為學生們表現出的創造性和想象力而興奮。平穩延續的生活被叫停后，這些年輕人透過縫隙隱約窺到了它復雜的面向。看見復雜，是通往真實的起點。
無物之陣
美國記者早崎繪里香的《生死功課》記錄了一門叫做“透視死亡”的課程。諾瑪·鮑依教授給新澤西州肯恩大學的學生們上這門課時，帶他們去公墓，參觀尸體解剖，到監獄和重刑犯交談，探訪臨終關懷中心。從不適應到能逐漸理解，學生們在直面生命的各種殘缺和消亡中得到了勇氣。
袁長庚認為，這樣的實地教學是“理解死亡”課中尤其重要的一部分。他最初設想，也要帶學生去墓地、醫院等和死亡相關的場所，“到場景中實踐”。
但學校嚴密的管理規定阻擋了行動。表演葬禮的那天晚上，興奮的學生們拍了一些現場的照片發布到社交平臺，在網上引起了小范圍的關注。快到凌晨12點時，袁長庚接到某位學校領導的電話，對方斥責：我們每天都在為南科大的發展操心，全被你毀了。
袁長庚和學生們都有些意外。南科大是國家高等教育綜合改革試驗學校，首任校長朱清時提出的“去行政化”、實現“教授治校”等教改目標名噪一時。2017年前，很多學生用可以進中上游985大學的成績報考了這所當時還沒有排名的學校，因為覺得這里會更自由、開放。袁長庚申報開設“理解死亡”課時也沒有遇到什么障礙。這次，他們撞到了那堵無形的墻。
此后幾學期上課，袁長庚沒有再組織過類似活動，改為書面作業。
設計課程時，除了討論終極意義上的肉身死亡，袁長庚還花了大量篇幅探究廣義的“死亡”：失去、告別、衰敗、殘損。“死亡哲學里有一種觀點，是說其實我們每天都在經歷著微小的死亡，比如告別很多人、事、物。”他想帶學生了解，“生命中會有否定性的力量，會解構你的價值體系，否定你的意義”，繼而有勇氣去面對。
然而，這與校園的主流氛圍格格不入。在這所理工科大學，學生們得到的信息是，只要刷出亮眼的GPA，像升級打怪一樣做項目、實習，交出一張漂亮的履歷表，就能拿到好的工作offer，能去世界名校深造。現狀似乎也的確如此：學校里，從院士到普通教師，頭銜、級別不同，掌握的資源大相徑庭。學校鼓勵學生們爭強、掐尖，“從實驗室到更好的實驗室到自己的實驗室，這就是他們給學生描繪的美好未來的唯一版本。”
圖 | 南方科技大學
熱火朝天的爭上游背后，是評價標準的單一和工具理性的冰冷。袁長庚擔心，當斑斕的肥皂泡破碎，學生遭遇幾乎無可避免的挫傷，會不會更加幻滅？他寧愿提前把生命的一些暗面展露給他們，幫他們做好精神準備。
一個患抑郁癥的學生來上課時對袁長庚說，自己本來已經決定死了，知道有這門課，“倒要聽聽你能講什么”。聽袁長庚分析死亡問題里的種種面向，提倡真誠面對生命，思考自己的緊張感在哪里，學生逐漸舒緩下來，開始慢慢接受自己的情緒。后來他放棄了南科大的學業，重新申請國外大學的本科，以一種接受自己在某個階段失敗了的方式，越過了心理關卡。
來自主流的壓力始終存在。一次，袁長庚聽同事說，有校領導在全校教學會上幾次點名“理解死亡”課：天天死來死去的，吉利嗎？
主流引導的亢奮合唱里，一門課、一個人的聲音是單薄的。一次office hour，袁長庚接待了一個男學生。男生從書包里掏出一張excel表格，上面根據容貌、學習成績、性格等指標，對班里的6個女生進行了打分排名。男生說自己想要有個女朋友，于是做了這張表格，從排名第一的女孩開始追求。目前，前三名的女孩都拒絕了他。男生覺得很不解，因為他給自己也打了分，按照分數，他至少匹配得上第三名的女生。
驚愕過后，袁長庚嘗試去了解男生的觀念。男生的學習成績很好，周圍環境一直告訴他，只要成績好，一切都會有的。所以他無法理解，為什么自己按要求在那個評價體系里沖到頂峰后，許諾并沒有完全兌現。
袁長庚感到，自己陷入了魯迅所說的“無物之陣”，隨處碰見各式各樣看不見的“壁”。最后兩期上課時，他不得不進行自我審查，避免給學生帶去麻煩。
他并不太在意自己的處境，卻憂慮學生難以培養出面對真實的勇氣。東航空難后，袁長庚注意到網絡上的不少發言，都是類似“你們（遇難者）是不是穿越去平行世界了，趕快乖乖回家吧”的口吻。“有一種傾向，把殘酷的東西萌化、審美化”，這是他想教會學生們去避免的。在無物之陣中，這格外艱難。
多余的人
和袁長庚比較熟悉的學生都叫他“老袁”，會和他一起吃飯、喝酒，唱國際歌和二手玫瑰。袁長庚說，自己幸運地趕上了朱清時時代的余韻，開課的前兩年，班里有不少有個性、有想法的學生，課堂上不乏師生互動，“有教學相長的樂趣”。
季節在變化。個性突出的學生漸漸少了，同時，有敏感的學生開始感受到時代的收縮。一個成績特別好的計算機系學生大三時去業內頂尖公司實習，公司對他很滿意，提出讓他畢業后直接入職，年薪40萬元起。旁人都羨慕的時候，這個學生卻對袁長庚說，自己一點也不想去那家公司。因為他注意到，自己實習所在團隊的正式員工里，沒有一個超過30歲。
“他們已經感到了環境的逼仄”。袁長庚回憶自己成長的年代，正是改革開放的黃金年月，不管選擇哪條路，時代的扶梯都會帶著人較為輕松地上升。“那樣的日子可能已經結束了。”
課上到后兩期，袁長庚發現，選課的學生大致有某種共性：對校園的主流氛圍心存疑慮，多少有些邊緣化、不得志，“就像俄羅斯文學里‘多余的人’”，苦悶彷徨而又缺乏行動能力。
這或許并不是偶然現象。美國路易斯安那州的兩位學者做過一項為期20年的研究，調查了900多名參加死亡社會學課程的學生。他們發現，其中有將近24%的人不知道該如何應對自身的悲痛。《生死功課》里也提到，許多學生去上諾瑪·鮑依的死亡課，是因為他們對生命感到疲倦和困惑，想要找到一種有意義的生活方式。
區別在于，諾瑪·鮑依的學生們有大量實踐機會。他們結成“從自身改變小組”，幫救助中心粉刷房屋，改善環境、給流浪漢發放免費午餐、幫颶風的受害者重建家園，等等。
袁長庚也希望學生們能通過“理解死亡”課結成小共同體，一起讀書、討論、實踐。剛到南科大不久，他做過一次分享會，提倡學生們避免無謂的成績競爭，更勇敢地走向他人，構筑一種相互支持的生活。之后在課上，他也一再重申這個觀點。講“葬禮”時他告訴學生，人在面對死亡時通常會有一個社會支持系統，來自親人、朋友、同事、鄰居等。這個支持系統并不只是面對死亡時才需要，它貫穿人的一生。個體與周圍建立起的緊密可靠的聯結越多，他獲得生命意義的可能性或許就越大。
圖 | 袁長庚寫給學生們的信
在當下，學生們缺少相應的行動空間。競爭又越來越激烈，內卷成為流行詞，不得不花更多的時間去刷成績單和履歷表。袁長庚發現，他們彼此隔絕的程度在加深，不愿表達和交流。課上他一提問，學生們就迅速低下頭，害怕被點到發言。他不再拖堂，因為很少再有學生提問。原本每學期3次的作業減少到一次，因為學生們能花在選修課上的精力越來越少——選修課學分低，即使拿到高分，對GPA也貢獻不大。袁長庚形容，最后兩年的課上，他像是面對著一片海，沉默無邊無際。
“理解死亡”課陷入兩個話語場的夾縫中。一邊是主流話語場，昂揚，積極，許諾坦途一片的未來；另一邊是學生中潛藏的話語場，焦慮，疲憊，困頓，無論哪邊都無法讓課程真正有效地展開。
比較親近的學生看出了袁長庚內心感受和課堂表現的反差。秦浩記得，那時袁長庚上課仍然熱情自信，維持著高密度的輸出，但私下，他并不回避自己的挫敗感。
袁長庚感謝學生們，他們用最后一點堅持讓課程得以完成。但他覺得，這門課“最后只能起點情感按摩的作用，無法形成任何有效的行動”，它“失敗了”。
宇宙之網的組成
這門課失敗了嗎？2022年4月，最后一期“理解死亡”課結束3個月后，我問了幾位上過課的學生。他們都已畢業，生活在上海、昆明、日本等地。
被《當世界年輕的時候》打動過的董辛如今在南方某大學讀人類學研究生。他的本科專業是海洋科學，上了袁長庚的幾門課后對人類學有了興趣。得知董辛決定跨專業考研時，袁長庚約他在學校附近的便利店見面，給他開列了詳細的專業課書單。
“（課上到后來）象征意義越來越重，具體的實踐和理解變少了”，董辛回憶。“理解死亡”課開到第三年，和袁長庚的其它課程一樣，教室經常被旁聽的學生擠滿。但真正好好聽課的并不多，不少學生在下面做自己的事，“放著相聲寫作業的感覺。”
我對專程去旁聽卻不認真聽講的行為表示不解，董辛舉例：你能理解網紅打卡點嗎？就是那種聽說一個東西很酷，來逛逛的心態。
董辛并不認為這門課失敗了，“在老袁的所有課程里，它的后勁是最大的”。“死亡問題觸及生命的本質和核心，即便在課程結束后，也會不斷讓人去思考生命過程與境遇”。董辛說，自己的外婆患腦梗后，怎么照顧病人，接受親人因病受損、人格逐漸不再完整的現實，都來自“理解死亡”課的準備。
和董辛類似，王真禎也認為，這門課或許會在更長的時間跨度上獲得某種“成功”。“在同學們，包括我將來的人生中，總會經歷衰頹、失去、死亡，在那些時刻，大家或許會想起袁老師講的一些內容。”
從大三開始，王真禎經常主動陪陷入抑郁的同學聊天，幫助他們紓解情緒。談話中他時常說起的哲學家加繆、佛家三法印等，都是從“理解死亡”課上聽來的。到了大四，他督促因抑郁導致行動力降低的同學抓緊求職，幫他們修改簡歷。他希望盡力多和他人建立起良性聯結。
那篇關于死亡的科幻小說被袁長庚肯定后，王真禎開始嘗試寫作。第一次在《科幻世界》發表作品，他興奮地拿給袁長庚看，袁長庚也很高興，專門發了社交動態紀念。現在王真禎已經發表了不少作品，得過寫作獎，他的好幾篇小說都關涉死亡。寫作，成為他探尋生命的重要方式。
秦浩則成了袁長庚的同行。畢業前夕，學計算機的他對進大廠心存疑慮，找到袁長庚咨詢，袁長庚建議他多去嘗試不同的工作。做過銷售、翻譯、高校研究助理后，秦浩最終進入深圳一所公立中學，當了一名教師。
最近因為疫情，高三師生被要求全部封鎖在校園內，負責高三考試設備的秦浩也在其中。封閉時間久了，秦浩心情有些低落，但想到“理解死亡”課，他還是想在這樣的艱難時刻，做一個社會網絡中的支持者。后勤聘用的大齡工人們承擔著大量進行防疫統計、填報表格的工作，又不熟悉電腦操作，秦浩手把手教他們。他還利用每周一次的放松時間，挑選《頭腦特工隊》、《浮生一日2020》、《狗十三》等電影給高三學生放映。令秦浩感到無奈的是，一次他想放講述一位文學老師帶學生閱讀詩歌、思考生命意義的電影《死亡詩社》，學校一聽片名里有“死亡”，直接便禁止了。
最近的晚上，秦浩經常在和上海等地的朋友們通過電話后，重讀課程結束時袁長庚寫給所有學生的信。他回憶起“理解死亡”課，以及四年里和袁長庚、和校園里人與物的相處。這些讓他確信，自己可以從身邊做起，行動會是有意義的。
他尤其難忘2018年的“校貓”事件。那時南科大校園里常年游蕩著幾只貓，很受學生們喜愛，被昵稱為“校貓”。其中一只溫和親人的貍花貓名叫老吳，經常到活動室和學生們玩耍，也有人因為共同喂養它而成為朋友。緊繃沉悶的生活里，老吳像是校園的黏合劑和潤滑油。
2018年年末，老吳突然失蹤了。尸體在后山被發現時已經高度腐化，只剩下骨頭和少量皮毛。事件迅速發酵，很多學生陷入難過和憤怒。袁長庚發表了悼念老吳的動態，把它的照片作為新一期“理解死亡”課的海報封面，在課上和學生們一起懷念它：“在我們時常焦慮且步履匆匆的生活中，幾只貓像恒定的光源，沉淀著許多難以向他人透露的情愫。”秦浩覺得，這幫助學生們排解了悲傷，讓混亂撕裂的集體情緒平息下來，讓老吳走進了校園的共同記憶。
圖 | 有老吳照片的課程海報
秦浩記得，每次走過老吳生前經常活動的迎新橋，懷念那只可愛的小貓時，他都會想起最后一節“理解死亡”課。當時教室里特別安靜，30多個小時的“死亡之旅”后，袁長庚緩緩念出來自科學松鼠會的一段話——
如果每個人都是一顆小星球，逝去的親友就是身邊的暗物質。我愿能再見你，我知我再見不到你。但你的引力仍在。我感激我們的光錐曾彼此重疊，而你永遠改變了我的星軌。縱使再不能相見，你仍是我所在的星系未曾分崩離析的原因，是我宇宙之網的永恒組成。
秦浩感到幸運。他是一名理工學生，進入南科大前幾乎沒有接觸過人文學科。他不知道被啟蒙意味著更多的幸福還是痛苦，也不知道實踐會通向哪里。但他確信，老吳，這門課程，還有課上師生共度的時光，都照亮過自己，是自己宇宙之網的組成部分。
*文中部分學生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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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 | 羅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