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飛
浙江大學求是特聘教授
曾任浙江大學傳媒與國際文化學院院長，中山大學傳播與設計學院常務副院長。出版著作《平衡與妥協——西方傳播法研究》、《火塘·教堂·電視：一個少數民族社區的社會傳播網絡研究》、《新聞專業主義研究》等。研究領域：傳播法、新聞傳播與社會發展。
“大體來講，我覺得自己是一個理想主義者。”
“希望能夠通過傳播和溝通來化解人類加諸自身的苦難。”
“我所期望的人工智能，是一種人類的主體性建構的有效手段。”
“力求改變當下中國的學術困境、業界困境，甚至社會發展困境，這樣的追求是令人欽佩的。”
“如果有年輕學者在學術上有所求，不管我是否認識，我也會像鄭興東先生那樣盡力幫助。”
他是一位可愛的老師，會邀請學生們到家里吃意面。“做意大利面我確實有一手。”他說。
他覺得自己在學術上遇到過的最大阻礙是英語不行，講話磕磕絆絆，“語法錯誤挺多的。”他的是啞吧英語讓他少了在國際交流場域直接對話機會。
大學時，他因為理想主義選了農學；研究生時，他因為理想主義選了文學，最后陰差陽錯但也因為理想驅動而選擇學習新聞傳播學。
做學術就像攀高峰
01
Remix：您目前的生活狀態如何？這幾年在做哪方面的研究？
我現在的生活狀態挺好，自從不做院長以來，行政工作就比較少了，有很多時間可以在家里看看書，陪陪家人。
到我這個年齡，科研壓力完全是自己給自己的，時間相對自主，發表文章也相對不那么困難，關鍵的問題是自己能不能寫出來。做學術就像攀高峰一樣，不可能原地踏步，總是想往高處再走一走，因此總會遇到一些新的壓力和挑戰。
這幾年我在思考，新技術給新聞傳媒業帶來了什么影響，以及傳播學到底該如何轉型……這些問題看起來基礎，卻很難回答。所以做學術仍然還是蠻艱難的，只能向上走，慢慢攀登。
充滿激情和理想的一代
02
Remix：聽您的學生說您本科學的是農學，為什么選擇那個專業？后來讀研究生又為什么轉到新聞學？
大體來講，我覺得自己是一個理想主義者。當時選農學專業的主要的動機是解決老百姓的溫飽問題。
我80年代初參加高考，那時候很多人還吃不飽飯，糧食是當時中國發展最重要的問題之一，所以我們六七個最要好的高中同學相約考了農學專業。
畢業之后，我在一所高校里當老師。我們那個時候成立了“荒島文學社”，大家一起寫詩、寫文章。受到了文學的熏陶，再加上86年之后的風潮，覺得溫飽問題在中國很快就可以解決，更大的問題是我們的思想自由、思想的問題、觀念的問題。
當時的“走向未來叢書”打開了我的眼界，到現在我的書架上還留著這套書；還有《河殤》這類電視劇，對我們那代人的影響非常之大。再加上受魯迅先生的影響，希望能用自己的筆來改革中國社會，所以研究生的時候我考了杭州大學中文系。
大概讀了半年左右，我校新聞系從中文系獨立出來招研究生，我便選擇去讀新聞方向的研究生了。
因為我本來的想法就是通過文字改變中國，現在有一個更直接面向公眾表達的機會，可以“鐵肩擔道義，妙手著文章”，有機會做一名記者，去揭露社會的黑暗，改變社會不公，推進社會進步，那不正是難得的機會么？我那里心里想象的是，通過慢節奏的文學來改變中國社會不如通過新聞報道來得更直接也更有影響力。所以我就這樣進入了新聞傳播領域。
我們那一代人可能都是充滿激情和理想的一代。
畢業之后我本來想去報社工作，當時南方日報和浙江日報都希望我去，但在我的導師張大芝先生和校長沈善洪先生的勸說下，最終留在學校當了老師，選擇老師這個職業可以說是陰差陽錯吧。特別提及的是，校長居然用了將半天的時間同我討論留在學校工作的遠景，告訴我學校希望做強新聞學科希望有更多的人才等等。我當時只是畢業找工作的一位沒有任何建樹的碩士研究生，校長日理萬機還抽時間同我講這么久，我是深深地被感動了。
為了教學去當編輯
03
Remix：有一段時間您一邊在大學里當老師，一邊在報社做編輯，這樣的“雙棲生活”是怎么開始的？
我本來學的是新聞理論，主要是研究輿論學和新聞心理。但因為當時系里老師太少，讓我接下新聞編輯學這門課，但那時我對新聞編輯一點不懂，怎么教好學生呢？所以一是為了教學；二也是為了圓自己的一點點夢想，我就到報社去做兼職編輯。
早在研究生期間，我在浙江日報做過實習記者，畢業后先又到杭州日報下午版與同事劉清老師一起創辦了一個副刊《視網》，為講好編輯課，又回到浙江日報做過一段時間的兼職編輯。也就是說，我做過報紙的新聞編輯、副刊的編輯、專刊的編輯、還做了名義上的專刊的主編，前前后后報社干了3年。1995-1996年還在義烏的《小商品世界報》做過一年的、副總編輯。應該說，我對報社的流程運作是基本了解的，對寫作新聞、通訊、做標題都有良好的實踐經驗，我寫的新聞報道還拿到了浙江省好新聞一等獎呢。
1994年前后，新聞系策劃編輯一套新聞傳播學教材，黃旦老師寫了他的《新聞傳播學》，我被安排寫《新聞編輯學》，徐忠民編寫《新聞攝影》、沈愛國編寫《消息寫作》。《新聞編輯學》就是我的第一本學術著作。這本著作在當時學界反響還是不錯的，還被評為首屆全國青年社科優秀成果專著類一等獎，陳力丹老師當時就給予了較高的評價。其實以前雖然讀過陳老師的的文章，但到北京領獎時，我才第一次見到陳力丹老師的。
（《新聞編輯學》吳飛等著）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大約是1995年夏天，我把手寫書稿寄給了鄭興東老師，他是當年報紙編輯學最牛的老師之一。那時我也不認識鄭興東先生，但鄭老師居然真的用了一暑期的時間通讀拙著，給了我非常好的評價，還給我作了序，這深深地感動了我。我后來還到北京專程去看望過先生，也邀請他到杭州講學。只是后來先生退休了，沒有機會再見他了。雖然還找過彭蘭教授要過他的微信。
鄭老師是我這一輩子都會感激的人，這種感激也激勵著并影響著我的學術生活。如果有年輕學者在學術上有所求，不管我是否認識，我也會像鄭老師那樣盡力幫助。
人一輩子會遇到不少需要感恩的人，我的碩士導師張大芝教授、博士導師張國良教授和博士后聯系導師折曉葉研究員都是我在學術生涯有幸遇到的貴人。
04
Remix：您覺得如今的新聞傳播學界和業界是否脫節？對于這個問題您怎么看？
學界對這個問題一直有兩種聲音：一種說不需要跟業界靠得太近；一種說跟業界要合作和互動。
我的觀點是學界和業界的互動是有意義的，搞新聞傳播研究的人，得了解記者和編輯的工作現狀，不了解新聞傳播業態的變化是不行的，在中國還得了解黨在宣傳管理方面一些獨特做法，掌握中國的政策走向。
用局內人的視角和局外人的站位，去看新聞業和新聞的管理問題，是非常有價值的，所以我個人跟業界有很多合作和互動，也推動了浙江大學在這方面的探索。比如我策劃組織了浙江大學卓越傳媒人大講堂、卓越記者駐校計劃、與騰訊合作主辦的“全媒體高峰論壇”，擔任過南方傳播學院、新京報、快手、字節跳動等等機構的專家組成員，參與大量的業界組織的活動，比如多次參加南方都市報組織的年終總結大會，這些都很好地加強了學界與業界的交流與合作。我建立了業界、學界和少數政界的人在一起的微信群，至今仍然是學界和業界互動頻繁的微信群之一。
（“卓越記者駐校計劃”每期邀請5位資深記者入駐浙大學習授課，最近一期邀請的是：江蘇省如東縣融媒體中心副總編輯徐慶華、《中國新聞周刊》英文版資深編輯杜國東、澎湃新聞首席記者蔣曦、杭州日報首席記者張姝、金華日報文化理論采訪部主任何百林。）
“我一直在研究一個問題”
05
Remix：據說您進行了很多跨學科的研究，涉及到編輯學、傳媒經濟學、傳媒法、傳媒與社會、傳媒人類學、新聞專業主義和國際傳播等諸多領域，您的這種廣泛涉獵是怎樣實現的？
這個評價不知道是誰寫的，我覺得有些誤讀我的學術探索之路。從我的研究成果可以看出，我研究的最主要問題就是新聞生產，我通過各種不同的面向，努力解決的問題無非是“影響新聞生產的權力機制”這個問題。
早期我們認為編輯把握了新聞稿的生殺大權，但后來發現，實際上編輯的力量非常有限。編輯不過是新聞生產網絡中的一個環節，是各種權力交互中的一個節點，所以我就想把這個問題弄清楚。
因此，我進入編輯工作的空間，了解他們的工作流程，把握編輯們思考和把關的方式，我的第一本《新聞編輯學》和第二本書《新聞編輯理論研究》就是探索這個問題。我提出了“編輯學是人學”的觀點，提醒人們不能只看工作流程，而應從編輯作為人的交往這一角度來分析編輯工作。
同時，我也發現，在中國，對新聞生產最重要的剛性控制力量是政府和政黨。對于政府和政黨的控制，除了分析宣傳指令性通知之外，我想做一個可以進行顯性觀察的領域，也就是新聞傳播法的領域。尤其是想了解全球范圍內，對于新聞傳播實踐的基本觀念，比較一下各國在這方面的治理思想、手段方面的不同，了解這些不同背后的根本原因。分析新聞傳播法如何左右新聞生產，在多大程度上可以保障新聞從業者的權益。
這就是我博士論文《法意下的表達自由》研究的東西——研究對新聞生產的剛性控制力量。不過，我知道這一領域在中國相對敏感，因此我選擇以西方的表達自由演進史為突破口來展開。這本著作后來以用《平衡與妥協——西方傳播法研究》之名， 在中國傳媒大學出版社正式出版發行。這本著作的副產品是《大眾傳播法論》，是一本基于案例分析傳播法教程。
除此之外，當時的中國傳媒領域面臨著市場化改革，“事業單位企業化經營”的政策導向使得中國的媒體發生了重大變化。與早期純粹的官方剛性控制不同，市場是一種看似柔性，實則非常重要的力量，所以我決定揭示經濟這只看不見的手——研究市場的力量，觀察經濟的力量、商業的力量怎樣左右新聞生產，所以采用了一些經濟學和商業的視角，撰寫了《大眾傳媒經濟學》。
在研究中，我發現左右新聞場域生產的，除了政治的力量，商業的力量以外，還有第三種力量，那就是新聞業作為一種獨立的行業和職業領域，新聞從業者自身的專業訴求和內驅力，即新聞專業主義。新聞從業者追求的東西是什么？是一種怎么的力量感召著他們？讓他們在面臨著巨大的政治和經濟壓力，甚至是生命危險時，還奮力向前？所以我又花了十幾年時間研究新聞專業主義。
近幾年網絡崛起了，人工智能、算法正在形塑著一種新的媒介景觀，技術的力量成為了一種必須重視的力量，所以近幾年我也開始研究技術的力量。
所以別人看我的成果，看到的是我出版了新聞編輯學、大眾傳播法、媒介經濟學……好像跨越很多不同的學科，其實我一直在研究一個問題——新聞如何被生產出來？（新聞生產被什么權力所左右？每一種權力在新聞生產中起了什么作用？）
06
Remix：所以您的學術興趣沒有經歷過什么變化？
轉變不大，但這幾年我開始反思傳播學在中國的走向問題，所以也做了兩個不完全緊扣新聞生產主題的研究。
一個是在郭建斌老師的影響下，用民族志的方法、社會學的思路去做了一個相對本土化的著作——《火塘·教堂·電視：一個少數民族社區的社會傳播網絡研究》，這是一個新的研究嘗試。
（《火塘·教堂·電視：一個少數民族社區的社會傳播網絡研究》 吳飛著）
激勵我做這一研究的動機，一方面是好玩，另一方面則是我發現不少學者提出傳播學要本土化，但問題是傳播學的本土化不只是純粹去做一些討論，而是真的要拿出一些成果來彰顯。這是郭建斌老師長期以來的追求，也是我之所思所行。
2009年，我申請了一個教育部的重大攻關項目，那個項目是國際傳播，原本我不做國際傳播，因為這個項目做了一些國際傳播的研究，并延伸到了跨文化傳播問題。這本著作，與以往將國際傳播定位在國家形象的傳播上不同的是，我們重點分析了中西話語沖突背后的認知差異、文化差異和觀念差異，分析了全球交往領域中存在著的“你”與“我”、“東”與“西”價值觀念上的根本性沖突，分析東方主義和西方主義內在邏輯。提出了要超過“我”與“你”的人類自己建構的思想區隔模式，要超越大一統的“一”，承認“多”甚至是尊重“多”，這才有可能讓人類走向真正對話的開放的未來。
“以前看的都是水稻、油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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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mix：在您的學術和成長之路上，有沒有什么書對您影響至深？閱讀口味和閱讀興趣發生了什么變化？
對我影響最大的就是“走向未來叢書”了，因為我以前（學農學的時候）看的都是水稻、油菜這類的書，這套書完全打開了一個理科生的思維，改變了我看世界的方式，也影響了我的學術道路。盡管那些書在今天看來不夠精簡，也不夠深，但是在當時確實是有開拓眼界之效。
閱讀興趣沒什么太大的變化，因為我自己學新聞學，后面在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研究所做了幾年博士后，所以社會學、新聞傳播學、哲學、史學等學科的著作我看得比較多。
一些大家普遍很喜歡的，比如福柯、布爾迪厄、海德格爾、哈耶克、卡斯特、阿馬蒂亞·森的著作，這些我也都挺喜歡的。
另外，我對自然科學的東西一直比較感興趣，案頭上也有很多自然科學的書，比如《無窮的開始》《宇宙波瀾》《暗淡的藍點》等等，像量子力學、數學史這類的書，我也常會看看。雖然有的地方也看不懂，但還是愿意去看一看。
（《無窮的開始》《宇宙波瀾》《暗淡的藍點》）
“希望為中國的現代性和啟蒙做一點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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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mix：您在學術上有終極目標嗎？如果有的話是什么？
我只是希望能夠用學術為中國的現代性和社會啟蒙做一點事情。
我受潘忠黨老師，張國良老師、折曉葉老師他們這些老師的影響還是蠻大的，也在布爾迪厄、哈貝馬期、漢娜.阿倫特、康德和斯蒂芬·平克等人思想中獲得啟發，我一直關注各種人性之惡以及人間的苦難，并希望能夠通過傳播和溝通來化解人類加諸自身的苦難。
（布爾迪厄、漢娜.阿倫特）
我自己做的公眾號叫“再建巴別塔”，就是希望通過改善溝通和傳播，不管是語境、環境、情境還是溝通的方式，減少世間因為溝通不暢導致的種種沖突、矛盾和苦難，這大概就是我的追求。
我知道這根本就不是一個人或者幾個人，甚至一代或者兩代人能干完的事，但我會持續追求，這大概就是我的終極目標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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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這個公眾號一開始是給學生看的，因為學生經常要我提供文獻，有些文獻找起來很難，所以就建了一個公號。后來干脆把它變成了一個公開的平臺。
主要是希望通過挑選一些好文獻，開拓學界的眼光。我一直認為傳播學不能局限于傳播的效果，應盡可能把視野放得更大，睜眼看世界。我想讓它變成一個新聞傳播學者的互動交流平臺，現在看來初期目標達到了。
（公眾號“再建巴別塔”頭像）
“只要他們自己過得快樂就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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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mix：在這些年的學術生涯中，讓您覺得最有成就感的事情是什么？
最有成就感的事情是培養了、認識了一批非常好的學生。看著一些幾乎不怎么懂事的孩子慢慢成長、學有所成，有些已經非常有成績了。
我覺得每個學生都有他的長處，都挺可愛的。我的學生現在做什么行當的都有，做媒體的、做公關的、搞行政的……大多數同學都過得幸福快樂，我覺得這是做老師比較開心的事情。
按照世俗的評價標準，有些人可能官位高一點，有些人可能賺的錢更多一點，但其實只要他們自己過得快樂就行。
“吳老師家的書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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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mix：您的學生都說您和藹可親，對學生總是鼓勵、關懷，上課也非常有趣，深受學生喜歡。與學生相處有沒有什么心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