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大學辦學正在為回歸常識而努力。如何給大學生合理“增負”，提升他們的學業挑戰度，激發他們的學習動力和專業志趣，求真學問、練真本領，成為大學面臨的挑戰。本文立足中國現實，從實證層面提煉和檢驗大學本科教育中高影響力教學實踐的核心要素及其影響作用，嘗試為未來院校人才培養模式的調適和變革提供科學性指導，具有一定的啟發意義。
大學面臨的挑戰學生學業倦怠志行脫節
隨著我國高等教育規模的擴張，以往精英階段所謂的“升學者均持有明確且強烈的學習目標和積極性”的同質性假設、“學生個體與院校組織之間高度匹配”的前提條件遭遇挑戰。學生群體在入學前學業基礎、學習動機、需求期望等方面漸趨異質化，出現“志行合一型”“目標探索型”“志行脫節型”以及“學業倦怠型”四種類型。
持有明確發展目標且學習積極的“志行合一型”是最為理想的學生類型，也是精英階段傳統教學對象的縮影。隨著高等教育即將邁入普及化階段，這類學生在我國本科院校中的總體占比僅27.6%。即便在“985”院校和“211”院校，其比例也僅為24.4%。究其原因，研究型大學的學生多為高考競爭中的勝出者，然而由于基礎教育階段長期應試文化的浸潤和過度應試競爭的煎熬，入學后這類高分學生群體中有相當一部分陷入自我生涯發展目標模糊，甚至出現學業投入燃燒竭盡的癥候群現象。
為此，無論研究型大學，還是普通本科院校，其所面對的主要學生群體包括：雖然自主性學業參與度較高、但對未來尚未形成明確規劃的“目標探索型”學生(占比10.4%)，既無明確的自我發展規劃、自主性學業參與也較低的“學業倦怠型”學生(29.2%)，雖抱有清晰的自我發展目標定位、卻在行動上滯后的“志行脫節型”學生(32.8%)。
需要關注的是，我國學生缺乏自主性學業參與現象背后有著深層因素。首先，學生個體的自我同一性危機、生涯目標模糊和自我認知不足問題不容忽視。當代大學生多數是獨生子女，父母的過度溺愛與保護使該群體在性格行為方面存在惰性顯著和自我獨立性相對薄弱等特征。其次，該群體所處的宏觀環境——后擴招時代的勞動力市場求職壓力——導致學生為提升就業競爭力而普遍選擇就學期間過度實習或畢業后繼續讀研。令人擔憂的是，這種選擇又使學生將自我發展目標縮小至短期內學分和績點提升的單一尺度，呈現出明顯的工具主義特征。德國哲學家卡爾·雅斯貝爾斯在談及教育危機時指出：“如果人被迫只顧眼前的目標，他就沒有時間去展望整個生命。”北京大學教育學院實施的“高校教學質量與學生發展監測”項目調查顯示，本科院校中將近42%在校生對于未來沒有清晰的生涯規劃。
學生群體的異質化在一定程度上詮釋了當前我國本科教育所面臨挑戰的復雜性和不明確性。面對不同學生類型的特質與需求，我國本科教育需要做出針對性的調整與轉型，來推動“目標探索型”“學業倦怠型”“志行脫節型”學生向“志行合一型”學生的逐步轉化。
高影響力教學實踐有效促進學生獲得成功
20世紀80年代以來，隨著新公共管理主義和社會問責機制的引入，全球投向高等教育的視角發生深刻變化。政府與社會的關注重點已不再是基于哲學理念范疇的高等教育功能等應然層面的期待，而是聚焦于高校學生的增值性發展。如何有效促進學生在高等教育階段獲得成功，例如提升其大學就讀期間的學業成績、持續就學率以及畢業后進入勞動力市場的可就業能力，成為20世紀末期以來歐美高等教育學界關注的核心議題。
1986年夏，齊克林(A.W.Chickering)和甘姆森(Z.F.Gamson)邀請高等教育院校影響力、高等教育組織、經濟學和政策評估等研究領域的學者，舉辦了為期兩天的工作坊。工作坊基于可實現、可理解、可實施、可推廣使用的原則，整合集體智慧，形成了翌年3月發表在美國高等教育委員會公告首頁的《本科教育有效實踐的七大原則》，對全美本科教育實踐與改革產生深遠影響。
2005年美國大學院校協會號召高校積極探索博雅教育新范式，通過教育變革，培養能適應和駕馭21世紀嚴峻挑戰的學習者。2007年協會發布《新全球化時代的大學學習》報告，倡議在大學教育中引入包括新生研討課與新生體驗、通識體驗項目、學習共同體、寫作強化課程、協作性作業或項目、本科生科研、多樣性或全球化學習、情境化的服務學習或社區學習、實習、高年級頂點課程項目的十大高影響力教學實踐，體現了以往二十余年美國高等教育研究的學術成果向院校教學實踐的轉化與應用。
以2006年為分水嶺，我國高校本專科招生的年度增長率從此前的兩位數降至個位數水準。2007年教育部頒布《關于實施高等學校本科教學質量與教學改革工程的意見》，2017年黨的十九大報告明確提出“實現高等教育內涵式發展”目標，2019年《中國教育現代化2035》報告進一步將“未來高等教育競爭力明顯提升”納入未來十五年的主要發展目標。這意味著擴張階段暫告段落，中國高等教育發展經歷了從外延拓展向內涵發展的范式轉換，質量提升成為新時代發展的主旨。
隨著高等教育發展范式的轉換，過去十余年也是我國院校影響力與學生發展研究快速崛起、躍升為高等教育研究核心主題之一的重要時期。然而隨著學術研究的積累與深入，如何從稻殼中區分麥粒，從數量眾多的研究中凝練出高等院校人才培養中“切實可行”且“有效貫徹”的信息，明晰大學教育中的高影響力教學實踐(highimpacteducationalpractices)的內涵要素，成為該領域研究迫切需要回應的現實課題。
用教學實踐影響學生發展高影響力教學實踐的六大要素
調查研究和實證分析顯示，我國高校本科院校人才培養機制中高影響力教學實踐由六大要素構成。
高影響力教學實踐的第一要素是建構促進學生自主學習和個性化發展的教學管理制度、研究顯示，優化教學管理制度、降低畢業總學分要求對促進學生的自主性學業參與、逐步清晰自我發展目標，推動其向“志行合一型”轉化具有顯著影響。院校需要充分理解學分制概念內涵，在強調課堂學習的同時，將課外學習納入學分制教學管理框架之中。針對目前部分院校畢業總學分要求過高的現狀(從國際趨勢而言，一般所需學分總量分布在120～140學分之間。調查顯示，目前我國本科院校的平均畢業總學分要求為163學分，其中“985”院校為156學分、“211”院校為170學分、其他普通院校為168學分)，院校需根據學科特征，適度降低總學分要求，合理控制學生課內學習時間，為學生在課外開展自主性學習和探究、豐富多樣化大學參與體驗提供充分的彈性和自由度。這也是保障學生個性化發展的重要前提。此外，學分制的實施需要充分考慮該學習制度框架中高校教師的重要職能和作用。其一，學分制不僅是衡量學生學習時間的測量單位，而且是評估高校教師教學工作量的測量單位。根據學分制概念內涵中的課內和課外學習兩大要素，院校需要將教師的課外指導答疑時間(OfficeHour)納入教師教學工作總量的考評范疇。這既形成了教師課外教學投入的激勵機制，也為學生在課外開展拓展性閱讀或科研探究提供了有效支持。其二，學分制作為教育模式，是以選課為核心、教師指導為輔助、通過績點與學分衡量學生學習質與量的綜合教學管理制度。為此，在賦予學生自主選擇權的同時，院校需要引入導師制，為學生學業發展提供指導與支持。
高影響力教學實踐的第二要素是規制和參與相互交融的教學方法。“學習者中心”范式正在成為當前全球高等教育教學改革的主導方向，但需要引起我國高等院校高度關注的是，課堂教學方式是基于課程教學內容和學生特質等結構性要素的策略選擇，規制范式與參與范式并非簡單對立，不能陷入非此即彼的理解誤區。“學習者中心”的參與式教學范式成功的前提條件是，教學情境中的學生不僅僅“存在”，更重要的他們是“主動”學習者。針對我國學生普遍存在的學業倦怠和目標缺失現象，我們發現不能簡單否定規制性課堂教學的有效性，尤其不能忽略其在提升“學業倦怠型”學生學業發展中的積極作用。為此，院校需要明晰學生群體的特質，針對學生在課堂教學情境中的懈怠與注意力渙散現象，有機整合多種教學策略或工具，以調動和激發學生在行為和思維層面的課堂參與積極性。規制式課堂教學方法的適度引入要求學生在課程前后預復習，不但使學生掌握穩定的知識體系，推動學生開展課外學習，而且為課堂教學過程中引入小組探究、課堂討論、案例解析等參與式教學方法，促進學生深度學習奠定重要基礎。
高影響力教學實踐的第三要素是強化課堂場域外專業教師、輔導員和學生之間的師生互動。雅斯貝爾斯強調，與心靈隔離的訓練不同、與文化傳遞的教育不同，人與人的交流是雙方的對話和敞亮，交流能使人理解他人與歷史，理解自我與現實。我們的研究印證了課堂場域之外的師生互動對其他類型學生向“志行合一型”學生轉化均具有促進作用，其中對“學業倦怠型”學生的作用尤為顯著。這表明教師在課后為學生提供輔導答疑、對學生的學業表現給予及時的反饋和鼓勵，輔導員為學生提供學業、品德等方面的支持，是有效教學環境的重要構成要素。構建良性的課外師生互動，不僅需要專業教師的積極投入，更不能忽略輔導員與專業教師間的協同合作。長期以來，我國高等教育管理體系中存在條塊分割和部門分割的特征，這導致高校內部人才培養機制存在專業教育與思想道德教育分割、教學工作與學生工作分離、教師隊伍與學工輔導員隊伍孤立的割裂化運作模式。研究表明，課外師生互動需要改變專業教師和輔導員的職能分割狀態，從制度層面建立兩類教師之間的整合與協作機制。
高影響力教學實踐的第四要素是為學生提供多樣化的校園經歷或體驗。研究表明，課外自主學習的強化、學術科研的體驗、課余活動的參與以及各類社團組織中的責任承擔經歷，能增加其他類型學生向“志行合一型”學生轉化的可能性。與其他要素相比，該要素對于學生成功轉型的影響具有明顯的普適性。然而，多樣化校園經歷的效用雖得到有效驗證，付諸實現卻面臨諸多障礙。其一，現行高校教學管理制度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學生開展多樣化體驗的時間與彈性。其二，就業壓力導致學生為了提升求職競爭力而普遍出現過度實習、攻讀雙學位、繼續讀研的傾向，不可避免地對其拓展多樣化校園體驗形成擠出效應。其三，現行高校人才培養制度中，本科生科研參與的受惠者往往局限于少數學業表現卓越的拔尖創新人才，尚未形成學生群體全覆蓋且可持續參與的制度平臺。未來如何突破經費、資源、教師指導不足等方面的限制，將多樣化校園參與經歷或成果納入院校教學課程或學分認可的制度框架，成為未來本科教學改革的可為之舉。
此外，保障高影響力教學實踐有效運行還需要兩大支撐要素，分別為優化高校經費配置和完善學生支持體系。
分析表明，對學生發展形成顯著影響的財務要素并非生均支出，而是人員支出占比。研究結果傳遞了重要的政策啟示，即單純擴大院校經費投入規模并不能直接帶來教學質量的提高;相反，提升教師薪資待遇、優化人員經費的配置結構對于學生的成功轉型、提升學業成就具有顯著增值效應。鑒于我國高校經費支出長期存在“人員支出低、公用支出高”特征，隨著經濟增長放緩和財政政策趨緊，資源約束可能成為新經濟常態下高校質量提升的瓶頸，如何優化經費配置結構、提高經費使用效率，將成為未來高校管理者需要解決的緊迫議題。
有效的教學經歷，特別是提升課程挑戰度，必須發生在支持性環境之中。所謂“支持性環境”并非手把手幫扶或降低學業標準，而是構建鼓勵學生勇于面對智力性、情感性挑戰與承受風險的院校環境。研究發現，院校通過提供新生適應指導、創新創業教育、心理健康咨詢、海外訪學留學、學業輔導等機制所形成的綜合性學生支持體系，對于“學業倦怠型”和“目標探索型”學生的轉型具有顯著促進作用。為此，加快高校學生事務管理人員隊伍的專業化建設，是保障學生支持體系干預成效的重要保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