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媽總說，家里就那么大點地，放的全是你的書，看看哪些不要了賣給收廢品的吧。我總說不行啊，我還要看呢，還沒考上呢。這話聽起來多么心酸，可是我卻只能一遍遍循環著之前兩年的日子，為下一次做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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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考3年，李小苓的筆記寫滿了好幾個本子。
“好多人圍在一起，說誰誰誰考上了。臨末了，又加一句，‘就老李家的閨女不爭氣，這3年，盡拿她爸的錢打水漂了’。”不久前的一個夜里，一個有關公務員考試名落孫山的噩夢，讓24歲的李小苓再一次徹夜難眠。
本周末，20多個省份將同時舉行公務員招錄筆試。從2015年起，3年來，這位蘭州財經大學畢業生已經數不清自己參加了多少次“國家單位”的招考，但每次都無功而返。
3月下旬，甘肅省2018年公務員考試大幕再度開啟，李小苓報考了隴南市一個小縣的職位。這次報考的地方比較偏遠，她以為競爭會小一些。然而，隨著考期臨近，“久經公考”的她還是十分焦慮。崗位只錄取一個人，截至報名結束，報名資格審核通過人數驟升至61人。
在一些過來人的眼中，李小苓報考的職位競爭并不算激烈。據甘肅省2018年度公考報名人數的統計，今年甘肅全省報考人數較去年上漲22953人，總數達132338人，再創新高，其中最熱崗位報錄比達557∶1。
她不時覺得自己可笑，為了考試而考試，就像“范進中舉”
成為“國家單位”的一名正式工作人員，是李小苓一直以來的夢想，也寄托著全家人的期望。
在她的想象中，這份職業穩定又光榮。她的父母也向往“鐵飯碗”，時常給她傳遞相關信息，囑托她魚躍龍門。從大三起，她就做起了相關準備。
61∶1的報錄比，遠不是李小苓經歷過的最熱門的考試。2015年12月，還是大四學生的她第一次參加了公務員考試，一個小縣城國稅局的崗位，有800多人和她競爭。當時，她初生牛犢不怕虎，對殺出重圍充滿信心。然而，現實給了她殘酷一擊。
此后3年里，李小苓輾轉甘肅各地市，甚至前往青海、重慶等地，參加了數十次考試，國考、省考、事業單位招考統統經歷過。
“從參加考試到現在，復習過的資料摞起來可能跟我差不多高!”李小苓有些心酸。“每次都說一定要努力，不能再輸了，可是我現在也不知道哪里沒有做好，不夠用力”。
家里經濟條件并不寬裕，為了不給父母添負擔，備考期間，李小苓打過兩份短工。第一次是在一家電商企業做文員，試用期沒有一分錢收入，而同批次入職的同事卻能拿到一定補貼。“其他人都是老板的親戚或老板朋友的小孩，只有我是外人。”雖然待遇不公平，李小苓還是任勞任怨，轉正后又工作了半年多，省吃儉用攢下5500元。
打工的艱辛，讓李小苓堅定了考取“鐵飯碗”的決心，對她來說考“公”就是考“碗”。僅2017年上半年，她就參加了10余次招錄考試。
備考需要購買大量資料，還有交通、食宿花費，李小苓很快花光了積蓄，不忍“啃老”的她，只能再去找份工作。
她的第二份工作是便利店店員。這份工作相對清閑，她天天帶著書本，利用閑暇時間復習。可幾個月后，她就遇上了便利店老板無故拖欠工資的問題。她開始失眠、大把大把地脫發，頭痛、腰痛，甚至不時覺得自己可笑，為了考試而考試，就像“范進中舉一樣”。
即便這樣，李小苓還是決定一條路走到黑。她說，3年多下來，一場接一場的考試已經成為支撐她的一切。如果現在就屈服，不僅對不住自己之前的努力，也對不住父母屢次燃起的希望。
“在我們小地方，只有鐵飯碗才能帶來認同感”
在甘肅，像李小苓一樣，執著于“國家單位”的年輕人不在少數，他們當中還會有人自愿失業，成為考“碗”一族。
就職于蘭州一家公考培訓機構的張航發現了這一現象。她告訴記者，近幾年，省內公考培訓市場持續火爆，一些地市的招生比之前翻了一番，就連收費數萬元的“高端班”也不缺生源。學生當中很多人經驗豐富，參加過不止一次招考。
出于就業壓力的“報考熱”無可厚非，但這是年輕人聽從內心所作的選擇嗎?剛走上公務員崗位的甘肅小伙子王宇表示無法給出一個確定的答案。
2015年，就讀于國內一所重點大學的王宇在父母的建議下，報考了陜西省公務員，止步于面試環節。原本不打算做公務員的他，對自己的落敗頗為慶幸，并在第一時間來到北京，應聘成為北京大學下設一所科研機構的工作人員。
這是一份令許多同齡人羨慕的工作，不僅體面，而且擁有與學術大咖、業界大牛面對面交流的機會。受益于良好的氛圍，王宇進步飛速。
但沒有戶口和編制就像一座大山壓在王宇身上，父母也時常催促他早日回家結婚生子。2016年下半年，王宇下定決心，參加了西部一個省份公安廳的招考。這次他通過了。
新工作收入不高，每隔3天還要參加一次24小時的出勤。不到一個月，王宇就沒有了新鮮勁兒，他重新著手考證、考學，以謀求體制內更好的發展。
“和之前相比，這份工作肯定會有落差，但在我們小地方，只有鐵飯碗才能帶來認同感。”對于自己的選擇，王宇并不后悔。“比如以前沒人給我介紹對象，今年剛上班，就有兩三個人過來說親，其中一個女孩子還是研究生學歷。”王宇調侃道。
自從成為公務員，王宇就成了親朋交口稱贊的榜樣，他的表妹也受此影響報名了2018年甘肅省公務員考試。盡管這個女生心里想的還是去大城市闖闖，但父母的苦口婆心以及表哥的親身經歷，最終讓她繳械投降。
采訪中記者還發現，一些甘肅籍的大學生會在報考時選擇地理位置更偏、工作環境更艱苦的崗位，以提高成功率。有受訪者表示，“只要能考上，去哪兒都可以。”
“城外的人想進去，城里的人想出來”
“公務員這樣的工作就像圍城，城外的人想進去，城里的人想出來。”入職兩年后，甘肅某縣國稅局科員丁怡發出感慨。
2016年，丁怡從近千人中突圍，跨過國考“獨木橋”，成為整個家族的驕傲。可步入向往已久的崗位后，她卻越來越羨慕自己在南方一家電子廠工作的妹妹。
丁怡坦言，和妹妹交流越多，就越能感覺到自己能力的退化。“我妹每天接觸的都是新事物、新思想，人也很有活力。而我已經‘體制化’了，只會機械重復手頭上的工作，再回社會什么都干不了”。
一入職，學法律的丁怡就被分派到業務崗，日復一日地核對不計其數的稅目。有時為了早點完成工作，她一坐就是一天，一抬頭便“兩眼直冒星星”。
沒過多久，妹妹的工資就多出丁怡一倍，還獲得了進修的機會，在幾千人的工廠里被委以重任。與此同時，升職加薪離丁怡十分遙遠。
“你有能力，但沒有資歷或關系，很多機會依然輪不到你的頭上。”丁怡說。此外，工資待遇也不及預期。她經歷過兩年一度的調薪，很多人工資只漲了幾十元。
丁怡多次萌生退意，但周圍人羨慕的眼神讓她確信，自己只會抱怨一下，不會真的辭職。“每年身邊都有人嚷嚷著要走，但最后沒一個真走的，也就是嘴上的勁兒。”她笑著說。
通過“三支一扶”考試成為鄉鎮干部的戴瑞也表達了同樣的觀點。嚴格意義上，三支一扶工作時限只有兩年，不算是“鐵飯碗”。戴瑞家境富裕，日常工作就是下鄉扶貧，他的打算是：“先熬過兩年，為以后進黨政機關、國企打基礎。”
一直考到35歲？
家住甘肅的楊陽是中國青年政治學院的一名研究生，在某部委實習。實習經歷打開了他的視野，也鍛造了他下基層的決心。但出于對公務員職業的熱愛，楊陽并不認同身邊同齡人持續幾年的報考行為。
在楊陽看來，從事任何一份職業都需要來自心底的認同。此外，還要考慮自身性格、經歷與報考崗位的匹配程度，不能盲目地將“進體制”當成唯一選擇。
從2007年到2016年，在蘭州高校任教的中國教育經濟學會常務理事孫百才教授，持續關注甘肅高校畢業生就業問題。
在10次調研、53017份樣本的基礎上，孫百才得出這樣的結論——體制內仍是青年的首選。超過一半的大學生希望去黨政機關和國企等單位就業。在西部省份甘肅，這一點表現得尤為明顯。
“擇業時，大多年輕人將職業的社會聲譽放在了一個很重要的位置。”孫百才將上述現象歸因于此。他認為，正是這一原因，讓工作穩定、社會地位高、福利有保障的“鐵飯碗”具有極強的吸引力。
孫百才還認為，甘肅地處西部，經濟發展水平較低，產業轉型升級慢，市場經濟不夠發達，其他行業吸納畢業生的能力有限，導致年輕人出口和就業機會狹窄，紛紛涌入報考大軍，進而產生暫不就業、持續備考的“自愿性失業”行為。
為此，孫百才建言，當地政府要推行優惠政策，引導大學生到基層和中小企業就業。企事業單位也要改革僵化的用人制度，打破勞動力市場的二元分割，降低勞動力流動成本，讓甘肅高校畢業生以及甘肅籍的外地畢業生實現自由流動。同時，高校作為引導就業的重要一環，一方面要注重培養學生的創業知識和創業能力，鼓勵大家自主創業，另一方面要加強就業全程指導，更新年輕人的就業價值觀，預防“隨大流”現象的產生。
“最關鍵的還是作為就業主體的年輕人，轉變職業認知，增強自身就業能力，敢于自主創業，主動到城鄉基層、非公有制企業和中小企業就業。”孫百才說。
然而，在李小苓的眼中，多元就業的建議“多少有些不接地氣”。她告訴記者，如果這次考不上，她就去隨便找個工作，一邊上班一邊接著考，一直考到35歲——35歲是此類考試設定的年齡門檻，她今年24歲。(應受訪人要求，李小苓、張航、王宇、丁怡、戴瑞均為化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