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野化，一種生態保護修復的新理念

【共建地球生命共同體 理念】

在人類影響不斷增強的人類世，地球上的荒野地快速消失，荒野價值及其稀有性愈加凸顯。一部人類發展的歷史，也是一部荒野消失的歷史。從采集狩獵文明，到農業文明，再到工業文明，人類利用和改造自然的能力越來越強，對生態系統原真性、完整性、連通性的破壞程度也越來越高。如今，我們到達了臨界值，如果無法扭轉生物多樣性的喪失曲線，生態危機將是人類的生存危機。

再野化在全球范圍內興起

為應對生態危機，荒野保護行動在全球范圍內興起，國家公園與自然保護地體系建設方興未艾，未來自然保護地體系將向著保護地球30%甚至50%區域的目標擴展。隨著荒野保護行動日益擴大，人們逐漸認識到荒野應當是更大生態系統的一部分，并且除了保護僅存的高價值荒野地之外，還需要進一步恢復受損生態系統的原真性和完整性，增強荒野地和保護地體系的連通性。在此背景下，再野化概念應運而生。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再野化實踐已經在全球各大洲開展，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實踐主要集中于北美洲和歐洲。

再野化的概念起源于北美。1992年，戴夫·福爾曼(Dave Foreman)提出了再野化這一術語。1998年，保護生物學家邁克爾·蘇勒(Michael Soulé)和里德·諾斯(Reed Noss)將再野化定義為基于“核心區、廊道和食肉動物”的一種保護方法。2004年，戴夫·福爾曼出版《北美洲再野化：21世紀的自然保護愿景》，系統論述了再野化的保護方法。據此，北美的再野化可以概括為“3C”模式，即強調核心區(Core)、生態廊道(Corridor)和食肉動物(Carnivore)的保護和恢復。北美再野化的經典案例是黃石國家公園對狼的重新引入：1995年重新引入狼之后，黃石國家公園的生態系統結構和功能趨于完整，生態系統逐漸恢復到健康狀態，較為成功地完成了生態修復。在更大的空間尺度上，戴夫·福爾曼又發起了“北美野地項目”。該項目強調核心保護地、重新連接景觀、頂級捕食者的價值，并識別出4個大洲尺度的荒野廊道，以探索大洲尺度的自然保護與再野化實踐。此外，哈維·洛克(Harvey Locke)等人于1993年發起“黃石到育空保護倡議”，致力于在從美國黃石到加拿大育空之間長達3200公里的區域內，構建相互連通的荒野保護與修復網絡，以實現該區域人與自然的和諧共生。

在歐洲，再野化也成為自然保護的一個核心議題，其原因在于近年來歐洲出現了大量農業用地廢棄以及野生動物回歸的現象。再野化通常發生在農田、礦場等土地廢棄頻繁的區域，這催生了主動或被動的再野化行動，通過減輕人類活動對生態系統的干預和影響，維持或增加生物多樣性，恢復自然生態系統的荒野屬性。歐洲再野化相關實踐包括歐洲再野化組織在西伊比利亞、多瑙河三角洲、南喀爾巴阡山等地區的試點項目，以及瑞士國家公園的非干預式管理、白俄羅斯切爾諾貝利隔離區的野生生物恢復等。

再野化實踐需要遵循哪些指導原則

從北美和歐洲的實踐可以看出，再野化是動態演變的概念和理論體系。為加強再野化的研究和實踐，世界自然保護聯盟生態系統管理委員會于2017年成立再野化工作組，致力于在相關研究者和實踐者群體中分享經驗，整合相關理論與實踐知識，為再野化建立概念與方法框架，從而進一步推動實踐。基于文獻綜述、再野化先驅訪談和工作坊，世界自然保護聯盟再野化工作組提出了再野化定義的10項指導原則。

根據研究，再野化是指對受到較多人為干擾后的自然生態系統的重建過程，即通過修復自然過程和所有營養級上完整或接近完整的食物網，使其成為自我持續且具有韌性的生態系統，其中會使用到若沒有發生干擾仍會存在的物種。這將涉及人與自然之間關系的范式轉變。再野化的最終目標是在減少人類控制和壓力的同時，恢復功能完備的本地生態系統(包括在所有營養級中的各類物種)。再野化后的生態系統在可能的情況下應該是自我維持的，即它們不需要或只需要最低程度的管理(“自然在做它該做的事”)，同時應認識到生態系統是動態的。

在此基礎上，再野化的10項指導原則包括：1.再野化利用野生生物恢復營養關系；2.再野化采用景觀尺度的規劃，包括核心區域、連通性和共存性；3.再野化基于參照生態系統來恢復生態過程、相互作用和狀態；4.再野化認識到生態系統是動態、持續變化的；5.再野化應該預見到氣候變化的影響，并在可能的情況下作為減緩氣候變化影響的工具；6.再野化需要當地參與和支持；7.再野化基于科學、傳統生態知識與其他地方知識；8.再野化具有適應性，并且依賴監測和反饋；9.再野化認識到所有物種和生態系統的內在價值；10.再野化需要人與自然共存的范式轉變。

生態文明建設為再野化帶來新機遇

在中國建設生態文明的背景下，再野化對于生態保護修復具有重要意義，亟須加強相關研究與實踐：一方面，中國有悠久的土地開發歷史，特別是在高速城鎮化和經濟快速發展的進程中，人類活動不斷增強，人工設施不斷擴張，許多區域中荒野程度顯著下降，野生生物一度出現生存危機；另一方面，近年來，我國出現了農村空心化與農用地廢棄、局部地區野生動物種群恢復、社會公眾對野性自然日漸渴望等現象，這些都為開展再野化實踐帶來重要機遇。

再野化與我國生態保護修復理念高度契合，同“人與自然是生命共同體”等生態文明思想高度契合。我國已經開展的生態保護修復實踐為再野化提供了基礎，例如退耕還林、退牧還草、物種重引入等。此外，國土空間規劃、建立以國家公園為主體的自然保護地體系、山水林田湖草生態保護修復工程等重要實踐，也為再野化提供了新的歷史契機。

建議在生態文明建設背景下，積極探索基于再野化的生態保護修復新理念和方法。這需要戰略層面的五項轉變：從還原論思維轉向整體思維，從工程性修復轉向保護優先和自然恢復為主，從項目尺度轉向景觀尺度，從短期試點轉向長期實踐，從政府主導轉向多方參與。在此基礎上，開展荒野和再野化基礎調查，保護僅存的高價值荒野地，探索“城、鄉、野”系統性再野化途徑，以荒野保護區和再野化區域為核心建立大尺度景觀保護網絡，開展基于再野化的生態體驗和自然教育。

在起步階段，可選擇自然保護地、生態保護紅線等開展再野化研究與實踐的試點、示范項目，根據區域特征選擇適宜的再野化措施，例如保護核心荒野地、增加荒野地的連通性、保護和重引入關鍵種等，以實現生態系統原真性、完整性、連通性的有效提升，從而助力生態文明建設，促進實現2020年后全球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目標。

(作者：楊銳 曹越，分別系清華大學國家公園研究院院長、清華大學建筑學院景觀學系主任、教授，清華大學建筑學院景觀學系助理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