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面新聞記者 ?杜江茜 云南昆明報道 圖片由受訪者提供

這個10月，扎根中國大地的“蘑菇先生”楊祝良很高興。因為消失了36年的竹蓀類物種“芳香鬼筆”，被他的學生在云南新平哀牢山上重新發現。在這位中科院昆明植物研究所研究員看來，消失物種重現，不僅意味著當地的生態環境質量良好，更進一步，他們可以從來自野外的“芳香鬼筆”身上得到菌種，有望實現人工培育。

同樣高興的還有84歲的中國著名民族植物學家裴盛基 ，老爺子在網絡平臺上開通賬號“裴爺爺講植物”，笑瞇瞇地講述年輕時漫山遍野“尋花”的故事，介紹生活中那些常見的植物，年輕人們驚喜這位大咖以這樣的方式來到身邊，一邊叫著“裴爺爺辛苦了”，一邊下“訂單”，“裴爺爺能帶我們去看看西雙版納嗎？”

坐在工作室，云南省農業科學院首席專家番興明的身后是一株巨大的“玉米塔”，上面一層一層擺放著他和團隊選育的玉米品種，這位自稱“玉米人”的科學家自豪道，“這只是一個展示，我們一共選育了40多個國家和省級審定玉米品種，全部擺的話，肯定擺不下。”

10月13日，在COP15大會上，三位專家通過線上線下的方式相聚在專訪室。顯然，相對于討論保護生物多樣性的最好辦法，他們已經用漫長的實踐得出結論，“就是生物資源的可持續利用。”視頻那頭，裴盛基說道，就在最近，他和團隊從西雙版納哈尼族所常使用的一種當地草藥中，開發出了驅蚊油和皮膚藥膏兩種產品。

將草藥從西雙版納納西族人的林中帶進實驗室，實現人工栽培推廣后，它被重新送回到家鄉。小草回歸，但從它身上研發出的兩種產品正在產生經濟價值。更早之前，裴盛基和團隊將護膚植物的研究技術和企業合作，生產的護膚品，不但讓企業獲得效益，更重要的，人工栽培植物在藥用上的實踐，更好保護了野生資源。

“利用資源，保護資源。其實，在傣醫藥傳承中，在民族文化多樣性中，都包含了很多知識，只是我們過去還做得不夠。”作為我國民族植物學的開創者，在裴盛基看來，民族傳統文化信仰為保護自然生態作出重要貢獻。

時間撥回到 1981年，在中國舉辦的第一次環境科學學術研討會上，裴盛基提交論文的《西雙版納民族植物學的初步研究》，令參會的美方代表感到“不可思議”：“在一個長期處于封閉狀態，與世界主流科學隔離的國家，居然還有這么一位年青的植物學人對西雙版納地區人與環境植物相互作用的調查研究得出了如此有‘新意’的結論。”

協同進化，這就是裴盛基對生物多樣性和文化多樣性之間關系的結論。他相信，人們在日常生活中，和植物有關的認知、信仰、習俗和神話故事等都屬于植物文化范疇。植物文化不同于科學，但其中卻蘊藏著無數的科學未知與秘密，是民族植物學研究的理想素材，“這些植物文化是老祖宗建立起來，一代一代傳下去的寶貴精神財富，而這些財富最終成就了云南最早的生物多樣性保護。”

“民族植物學的根在中國。”專訪中，裴盛基再三提及。這門原本由芝加哥大學植物學教授提出的學科，因為中國璀璨的華夏文明，以及在漫長時間中流傳下的上萬本典籍，而深厚扎根于中國。對于裴盛基而言，曾經，他的腳步曾踏遍云南的密林深山。如今，他的團隊開始抵達一些還未踏足過的民族地區展開調查，積累資料，“我們希望在這個時代完成一份民族物種的系統資料。”

似乎是為了佐證裴盛基對于自然和人之間關系的概括，這個10月，中科院昆明植物研究所研究員楊祝良驚喜發現，即使早已不是野生植物菌盛產的7、8月，在山里的菌種數量依舊可觀，“這說明，生態環境質量變好，而自然也給出了相應的反饋。”

對于生物多樣性的最好保護，就是可持續的利用。這句話體現在楊祝良的研究中，最典型的例子就是羊肚菌。楊祝良和團隊通過15年的努力，選育獲得了20余個羊肚菌高產核心種質，解決羊肚菌栽培產量不穩的瓶頸，在“春播夏收”、“夏播秋收”和“秋播冬收”等種植新模式下，曾經昂貴的菌種，實現了大田四季高效種植。

楊祝良首先將種質送到了深度貧困的獨龍族、怒族，迄今，楊祝良團隊指導的羊肚菌技術已經在全國累計栽培16800余畝，幫助企業和農戶增收1.5億余元。

“我們和物種是在保護中利用，在利用中保護。”專訪中，楊祝良談及專注于羊肚菌的初衷，他相信，若只是直接采集，資源會有枯竭的一日，而實現人工培育，將會讓物種得到更好保護。在這個過程中，一些傳統的觀念也將逐漸轉變，“其實野生菌種并不是大家所想的那么好，可能體內有比較高的重金屬，微生物，所以我們可以養成新的觀念，有好多東西，都比野生的更好。”

類似的，還有被業內評價“很棘手”的牛肝菌科分類。楊祝良和團隊聯合國際同行，借到國內外重要標本館的大多數代表性研究材料，終于收集到全球該科60余屬約400種的2600余份標本樣品。2014年3月，楊祝良團隊在國際真菌學主流期刊《真菌多樣性》上發表論文，首次構建了世界牛肝菌科的分子系統發育框架。緊接著，他們對我國牛肝菌的物種多樣性進行系統研究，澄清了一大批分類混亂的菌種，其中一些被國際權威專家譽為牛肝菌研究的“里程碑式成果”。

如今，楊祝良依舊跋涉在野外，他最喜歡別人叫他“蘑菇先生”。“這還是一位小學老師起的。當時我去給一所小學做科普，老師介紹我時叫我‘蘑菇先生’，我覺得特別準確，我不就是這樣一個人嗎？”

同樣奔波的還有云南省農業科學院首席專家番興明，不過，他內心牽掛的玉米地遍及世界。因為小小一粒玉米種子，事關糧食安全與全球饑餓人口。

“1個11歲的孩子，身高還不足一米，營養的缺乏讓他和同齡孩子有著很大的差距。”多年前，在文山壯族苗族自治州偏遠山村看到的一幕令番興明至今難忘，這位自稱“玉米人”的科學家想要做更多的事。

于是，他將選育優質蛋白玉米和鮮食玉米作為重點攻關課題之一，帶領團隊選育出“云瑞”系列等一批適應我國熱帶亞熱帶玉米產區的高產抗逆玉米品種，多個品種先后入選農業農村部主導品種。其中，“云瑞88”等多個品種創下高海拔高產紀錄，“云瑞47”在2012年云南干旱嚴重的情況下實現高產。

“世界范圍內有300多個玉米種質，但被我國廣泛開發利用的僅三四個，玉米多樣性匱乏、遺傳基礎狹窄對國家糧食安全的威脅是現實而又緊迫的問題。”于是，番興明想要走遍全世界玉米種植國家和地區，他因曾地面48℃的高溫而暈倒在泰國的玉米試驗地里；也與農業農村部專家共同前往中非共和國開展合作交流，結果13名專家中9人得了瘧疾……

終于，他走遍世界三分之二的玉米種植國家和地區，學習先進育種技術，引進大批玉米種質，并對種質加以馴化、改良。如今，通過鈍化熱帶玉米的光周期反應，引入的熱帶亞熱帶種質可以在我國北方正常開花結實，推動了熱帶玉米種質北移。他改良的玉米種質在伊朗、尼泊爾、不丹、印度、緬甸等國家和地區表現出優異的抗病性、抗旱性和豐產性。

“多年來，我們團隊累計向國內外發放玉米種質1萬多份次，為我國玉米育種提供了豐富的種質資源和重要的遺傳材料。”番興明相信，我國玉米遺傳育種研究已經從“跟跑”到“并跑”，再到“領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