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改革開放”前夕，安徽鳳陽小崗村的十八戶農民按下指印，開創了“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先河，為后續農業增產、農民增收打開了新局面。
四年后的1982年，自然資源匱乏、地少人多、不宜農耕的義烏，再也等不起了，時任縣委領導班子發揚義烏百年的“雞毛換糖”行商文化，開創性地提出了“興商建縣”的發展戰略，建立了最早的小商品交易流通市場。
幾代人用了40年時間，把義烏從“馬路市場”蛻變成“世界超市”，經歷了“六次易址，十次擴建”，義烏從最初的小縣城，發展成一個國際化的“東方神秘之都”，在全球市場代表“中國制造”的一股中堅力量。且義烏已成為阿里、京東、拼多多等電商巨頭的“兵家必爭之地”。然而，挑戰和變革一直是義烏市場發展的主旋律。
“如果還不做出改變，那70%以上的商家都將被淘汰。”
一位在義烏經商超過30年的老板直言不諱。經歷互聯網大潮洗禮，數字經濟成為主流，傳統商貿流通方式發生改變：品質和品牌的進化、去中間化的交易、一體化數字供應鏈的建設、Z世代消費理念的轉變......
這些市場變化都會傳導到義烏“一盤貨”上。義烏貨，很大程度上讓人又愛又恨，愛的是價格低，品類豐富，啥都有；恨得是，質量參差不齊，諾大的市場，想快速精準找到好貨并非易事。以及國內外宏觀環境突變，被打上“低質、低價、低技術”標簽的義烏貨，所受到的市場挑戰更為強烈。
事實上，義烏沒有得天獨厚的先天優勢，所以無論當地政府還是小商品城，都始終帶著“危機意識”謀變，而挖掘每一段歷程背后，都有一群義烏商人在用自己的方式，共同推動義烏“一盤貨”不斷轉型升級，探究義烏供應鏈變革，不可回避這些人在當時特定環境下的時代縮影。
第一個十年：1982年—1992年“混沌中摸索”
——物質匱乏，點“貨”成金
改革開放初期，雖然明確了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但當時的市場經濟發展還受到思想束縛，義烏在商品經濟上的激進與鳳陽小崗村在農業生產方式上的冒進，都是在“混沌”中摸索前行的，幸運的是它們的模式都得到市場驗證和社會認可。
義烏的第一個十年，如履薄冰，沒有給大眾留下巨富巨豪的個人身影，但某種意義上為給個體經濟注入活力，為奔向共同富裕埋下了伏筆，這么看來也是幸運的十年。因為彼時看似“時代的寵兒”，付出的代價卻是巨大的。
被譽為“中國第一商販”的年廣久就是其中之一，這位“30后”從街頭擺攤起步，創立炒貨第一品牌“傻子瓜子”，算是安徽蕪湖同根的洽洽、三只松鼠的“鼻祖”了。1980年，文盲商人年廣久已經實現百萬收入，因為業務忙不過來，小作坊雇了12個人，超過了當時8個人以內的要求，被打上“走資派”、“剝削”的標簽。
無獨有偶，用“罐頭換飛機”的第一人牟其中，1982年在老家重慶與人合辦“萬縣市中德商店”，開展了跨地區的“四代”（代購、代銷、代組織、代托運）業務，第一年便獲得了近8萬元利潤，結果次年卻因判定為“投機倒把、買空賣空”的罪名鋃鐺入獄。
當時電視還沒普及，看不到鼓勵創業致富的《贏在中國》，更沒有“企業家”概念，年廣久、牟其中的“英雄事跡”只是在坊間流傳，且風評褒貶不一。那個信息不對稱的年代，大家更相信“眼見為實”，受自己身邊的人或事所影響。
義烏西塘村人吳勁洪從小就對父輩們，走衢州線到江西“雞毛換糖”的事情充滿好奇。“父親每次回到家堆滿了雞毛，一捆捆扎好后，我坐在他推的獨輪車上，裝著滿箱子雞毛去供銷社賣。”吳勁洪回憶道，“1988年，我初中畢業，不想繼續讀書，不安分挺想做生意的，于是開始跟著父親到全國各地跑市場。”
第一站是湖南株洲，吳勁洪手托肩扛著義烏貨，擠上綠皮火車經過兩天一夜才到站。最初，在株洲大街小巷沿街叫賣小商品，如此往返于義烏與株洲之間，后面干脆在株洲租了一間門店，開始在當地做義烏小商品批發，后來市場上專門為商販進貨的“托運部”誕生了，幾個人的貨組一車運，一般三天發一趟車。再往后義烏政府成立了南方聯、北方聯，并形成了干線物流的管理規范，這就是義烏物流行業的前身。
過了兩年，不偏安一隅的吳勁洪關閉株洲的門店，選擇去做最早一波的“北漂”，1900年在北京“天外天小商品市場”開店（該市場于2004年關閉），主要賣過襪子、服裝，但也就做了兩年，他還是選擇回到義烏市場經營當鋪。
吳勁洪表示，“在那個物質極度匱乏的年代，時代賦予你紅利，當時只要拿到義烏的貨去跑市場，基本上都能賺到錢。我除了西藏、新疆，全國其他地方基本都跑過。”在義烏市場建立最初的十年，正是因為像吳勁洪這樣的義烏商人，敢闖敢拼才在當時信息不發達的年代，用“人肉廣告”的方式，把義烏小商品帶向全國，同時又把全國其它的貨帶回義烏市場，形成了最初的產業集群效應。
以義烏小商品貿易為紐帶的商人，在全國各地開始建立本地圈子商邦，大家共享信息、共享資源，甚至在當地推動著義烏市場的落地。
自1986年以來，義烏市場發展帶動了家庭作坊的興起，形成了“前店后廠”和“專業村”的現象。比如，廿三里如甫村內個體工商戶50余家，60%的農戶經營辦廠，成為塑料玩具加工專業村。此外，還涌現了義烏第一個“頭花”專業村——鄭山頭村。
第二個十年：1993年—2002年“品牌意識萌芽”
——工廠“跑量”思維，“觸網”后知后覺
1990年，在吳勁洪剛開始北漂時，20歲出頭的后生陳飛來到義烏，在篁園路的市場租下了攤位，從上海的玩具廠進貨，在義烏進行批發。這個過程中他發現，當時電動剃須刀在國內還屬于高端奢侈品，主要零售渠道來自國企供銷社，于是他開始醞釀進入這一行。
1992年，杭州師大畢業的馬云在杭州電子工業學院已經當了4年英語老師，在圈內已小有名氣的他經常接到一些翻譯“私活”，于是馬云創立了海博翻譯社，但兼職創業并非易事，當時賺的錢還不夠給員工發工資，馬云不得不背上麻袋跑到義烏進貨，回去賣禮品、鮮花來補貼開銷。
海博社給馬云帶來最大的財富，是1994年接到一筆赴美擔任翻譯的業務，讓他在美國第一次接觸到互聯網，瞬間打開了第二次創業的大門，在23位親友一致反對中創辦了“中國黃頁”，去北京沒有預約的情況下拜訪客戶，兜售自己“中國信息高速公路”的夢想時，屢屢碰壁。雖然“中國黃頁”沒有成功，但后面阿里巴巴的故事大家都知道了。
千禧年間，網易、新浪、搜狐的相繼上市，驗證了馬云對互聯網時代來臨的預判，只是電商的步伐至少慢了“半拍”。而當時，以義烏為代表的小商品市場在線下有著不可替代的作用。據當年剛入物流行業的70后馮建國（化名）透露，“現場、現金、現貨”是那個年代商貿的主要特征，商人和商品在義烏高度集中后再分流，還沒有“倉儲”的概念。
義烏隔壁的杭州，另兩位未來中國首富宗慶后、鐘睒睒用“兩桶水”（娃哈哈、農夫山泉）給當時下海潮的淘金者上了一課：“供應鏈品牌，渠道為王”。事情的導火索是做記者轉型從商的鐘睒睒在經歷種蘑菇、養蝦、擺地攤失利后，在海南代理老鄉宗慶后產品嘗到了甜頭，但因為鐘睒睒玩“串貨”，被宗慶后“小拳拳”胖揍一頓后，開啟了“復仇”暴走模式。
“遺憾那個時代后知后覺了，因為在2003年之前，自己賺了點錢，但不敢投入、不敢辦廠，更不敢做自己的品牌，所以錯過一個機會窗口。”吳勁洪向鯨商感慨，自己1992年從北京回到義烏后，在小商品城H區批發化妝品，和大多數義烏商販一樣，還是陷入一直以來“薄利多銷”的經營思維中，缺乏自主掌控供應鏈和做品牌的意識。
或許這也是后面義烏貨，一直陷入無底線低價內“卷”的主要因素。用一位電商創業者對鯨商說的話總結：義烏貨能便宜到，讓你懷疑人生！這就能理解，以“兩桶水”為代表杭派消費品和義烏小商品，為何走出兩種截然不同的路線？結果顯而易見。
陳飛做剃須刀是從工廠拿貨后再“二批”，只做中間商的話，他在1995年就發現，一些下游經銷商已經跳過他，有直接找工廠批發的苗頭，而其中的信息開始變得對稱，很大部分來自互聯網的開始普及，并向產業端滲透。這讓陳飛感受到了生存的危機。
沒過多久，又趕上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于是他果斷邁出轉型第一步，創立自有品牌“科美”，找工廠做OEM貼牌。陳飛堅信，“每一次的危機之后，只有被淘汰的企業，沒有被淘汰的行業。”在確立自有品牌路線后，科美又積極拓展海外市場，輻射韓國、越南等東南亞地區國家市場，產品在當地市場受到一定的歡迎。
1998年，義烏小商品城成了浙江省首批獲得進出口權的專業市場，小商品進出口貿易開始野蠻增長。這十年，義烏產業帶集群效應進一步放大，呈現出“前店后倉”“前店后坊”“前店后廠”的義烏市場主流特征。
在此期間，中國快遞業還是以郵政EMS為中堅力量，民營快遞行業改革放寬，順豐、申通在1993年誕生，它們最初分別以珠三角、長三角為鄉鎮企業成為海外供應鏈工廠契機，切入報關單派送發展。
特別是創立在杭州桐廬縣的申通，早期為義烏、寧波外貿訂從上海港出口扮演重要角色，而后在電商時代到來時，申通帶起的“三通一達”桐廬物流幫成為中國物流史上不可忽視的力量，它們的壯大也得益于義烏“商流”聚集的滋養。
第三個十年：2003年—2012年“潛龍出海”
——跨境貿易與電商興起，加速柔性供應鏈轉型
2001年，中國加入WTO，拉動經濟增長的第三架“馬車”——出口，奔向快車道。義烏市場抓準了這一時機，在德國、日本等多個國家設立辦事處，為義烏商品搭建對外橋梁，吸引更多外國客戶來義烏。而股改后的義烏小商品城集團登陸A股上市，國際商貿城一區市場開業。
同年，淘寶誕生，挑戰“外侵者”eBay，國內電商大幕拉開。在此三年前，北上廣三地同步進行的一場“72小時網絡生存測試”引起軒然大波。這個由國家信息產業部推動，《人民日報》、北京衛視等多家媒體聯合推動的公開活動，驗證了消費互聯網時代即將到來，后續事實也證明“中國網民離不開互聯網，就像西方國家離不開耶路撒冷”。
“內外貿雙循環”的契機，讓義烏完成從“馬路市場”往“世界超市”的轉變。在義烏當地嗅覺靈敏的另一波商人，開始觸網涉足電商（含跨境），義烏嚴昆電子商務有限公司就是在2004年出海的代表。國內電商尚處于猥瑣發育階段，早期開淘寶店的個體戶們，在為后續義烏周邊電商產業集群的形成，奠定了基礎。
吳勁洪回憶，“08年淘寶已有起色，貿易獲客方式也發生了很大變化，甚至有做百度搜索投放的，但我們當時單子做不過來，還是‘甲方’心態，沒把研發能力、IP營銷、品牌品質去提升，結合用戶需求去培養，很可惜錯過了PC互聯網紅利。”
受到上一個十年發展中品牌萌芽的沖擊，吳勁洪一直想入局，但無從下手，直到2004年遇到一個在北京做女生飾品連鎖招商的生意伙伴，她極力鼓動吳勁洪在義烏當地做自有品牌，而兩人合作前者負責市場拓展，后者負責供應鏈盤貨。
此時，湖北人葉國富的“10元店”哎呀呀（名創優品前生）也剛好起步，不過后續無疾而終。相比之下，同一時期開始線下開店擴展的浪莎襪業，成為義烏當地少有的品類頭部品牌開始拔尖。
04年，吳勁洪轉型做自有品牌的同一年，80后陶菊英夫婦也來到義烏市場開始創業，做了一段時間內貿后，發現外貿機會更大于是調轉船頭，從五金衛浴外貿代理業務入手，用她的話說，“外國客戶需要什么，我們就給他們組什么樣的貨，并提供一系列報關、海運服務”。
這一年，另一位80后李登科，放棄了陜西老家的公務員工作，作為義烏早期“人才引進”的大學應屆畢業生，進入一家襪企做總裁助理，08年時出來做健身房行業創業，因當時行業不成熟不到一年便退出。
中國入世后，陳飛的剃須刀外貿業務量暴增，而此時他又遇到了新問題：商標被海外搶注了。受此刺激，拿出200多萬找專業機構去做全球市場的商標注冊。與此同時，正在做外貿代理業務的陶菊英感受到，如果只是做外貿代理服務，一年忙到頭最多有5%的凈利潤就非常不錯了。
陶菊英告訴鯨商，“我印象深刻是有一個外商客戶，因為一個水龍頭三分錢的價格差，這人在義烏小商品市場里轉了三天，雖然每件貨只低出三分錢，但他的量是非常大的，總價加起來超過幾十萬，所以會把價格壓到一個極限。這時，我也反思自己模式的空間價值太小了。”
特別是08年時，陶菊英在國外參展時，聽到一些客戶毫不客氣地說，“中國（義烏）產品是垃圾貨”，這話深深刺痛了陶菊英，她心里暗下決心，一定要做自己的五金衛浴品牌，讓海外用戶得到認可。
也是在全球金融危機爆發期間，外貿也遇冷了。陳飛意識到，“沒有好做的生意，只是你的生意更難做了而已。”他果斷進行二次轉型，成立自己的出口公司，在海外市場等地找授權代理商，而不再像以往一樣通過貨代公司再轉一手給客戶。
類似的路徑，陶菊英經過四年的勢能儲備，正是在2012年推出五金衛浴自有品牌FIRMER， 不過剛開始她沒有大面積推廣，而是在用老業務養新業務，從過去服務海外客戶中篩選出一批偏年輕、有信譽度、資金實力強、對FIRMER品牌理念認可的人，發展為海外授權代理商，一起把品牌“養起來”。
事實上，在PC互聯網浪潮席卷全國時，義烏小商品城也知道要擁抱這一變化趨勢，在1998年成立了信息化部門。07年，衢州人小穎（化名）從北京當時知名的互聯網公司“貓撲”離職，回到浙江加入了義烏小商品城信息化部，據她回憶，公司在這一時期，已意識到不能只靠線下交易市場不斷延展，畢竟該業態本質上還是“地產收租”模式，增長空間可以預見。
居安思危，義烏小商品城啟動了最早的電商項目“ON CCC”，但發展并不順，做了4年后剝離出來，衍生為“義烏購”，與B2B模式的阿里1688類似，但只是把線下商戶搬到線上做商品售賣。而從信息化部調離后，小穎在公司進行了多業務輪崗，如今主要從事義烏小商品城的供應鏈相關工作。
2010年，義烏郊區的青巖劉村判斷做電商，背靠當地供應鏈資源肯定會“近水樓臺先得月”，于是村里果斷拿出50萬與電信合作，把“4兆光纖”寬帶入戶，當時最快網速的基礎配套，讓這個原本不到1800人的小村，跑成了“中國網店第一村”吸引來2萬多電商從業者，農民自建房而后升級成電商產業園。到2018年時，該村電商年銷售額突破了60億，訂單量達12萬/天。
后續，以青巖劉村為范本的電商村，在義烏周邊全面開花。讓義烏一躍成為全國快遞量和電商注冊公司數量僅次于廣州的第二大城市。一個人在義烏小商品市場淘貨，一個人守在出租房電腦前回顧客信息，成為最初電商創業“草根班子”的原型。
電商市場的興起，讓義烏供應鏈碎片化、柔性化帶來新挑戰，倉儲物流的集群效應在這一階段開始形成，“親”的“江浙滬”包郵服務，沒想到在下一個十年演變成“全國包郵”，以及演化成數次快遞業的價格大戰。
第四個十年：2013年—2022年“逃出生天”
——產能過剩，產業鏈轉移，品牌出海“破局”
隨著線上線下、國內國外商貿流通體系日趨完備，加之中國勞動力市場成本優勢，地大物博的原材料優勢，讓中國只花了三十年的時間，走過了西方國家一百多年的“工業化”歷程，建立了全球最完整的供應鏈體系，早已告別了物資匱乏的時代。
但產能過剩的問題也隨即爆發，尤為明顯的是2013年的鞋服行業庫存危機，據不完全統計當年前三季度81家鞋服上市公司的庫存貨值累計近800億，公司均出現不同程度的業績下滑，其中不乏七匹狼、森馬服飾、美邦、安踏、李寧等知名品牌。
“因為前十年亞非拉國家大量訂單涌入，這些地區（落后、物質匱乏）的訂單有個特點，只要價格便宜、不追求品質，不斷有返單，所以造成虛假繁榮現象，一批香水還沒運到港口就臭了，這樣的例子比比皆是。大量‘工業垃圾’輸入全球，后面把義烏的名聲搞壞了。”吳勁洪如此吐槽道。
義烏小商品市場意識到這一問題的嚴重性，在2016年發出構建“義烏好貨”聯盟的倡議，鼓勵外貿升級，也就是鼓勵貨的供應鏈升級。原來義烏很多小作坊，因為品控不穩定、質量不穩定而將被淘汰。而2012年轉型做自有品牌后的陶菊英，從最初沒有產品標準，到后面每一個小螺絲、彈簧，甚至封箱密閉，都建立了自己的標準，保障產品線的穩定運行。并在去年，收購了福建的一家五金衛浴工廠開始擴產能。陳飛則在2015年，建立了自己工廠和自主研發團隊，一部分滿足自己剃須刀品牌的供應鏈需求；另一部分開放產能，接收外部訂單提供產品定制業務。
2015年，阿里投資的快的打車與騰訊投資的滴滴打車偃旗息鼓，雙方牽手合并，而經過一年的燒錢補貼大戰，二者累計消耗24億人民幣，把“千團大戰”后的移動互聯網發展推向高潮，為后面“真香”的拼多多百億補貼誕生，啟發了靈感。這一時期，海淘、微商代購開始盛行。
從健身房行業抽身出來的李登科，在經歷禮品定制行業進行二次創業，剛有起色又撞上了“八項規定”出臺。迷茫中的李登科發現做微商是賺錢的風口生意，便借助義烏當地供應鏈資源優勢，試圖打造多個“微品牌”。
但真正讓他嘗到甜頭的是拿到東阿膠，云南白藥的細分品類電商代理，利用國潮IP做新品包裝，意外收獲爆款。這也為他第四次轉型創業，IP賦能義烏好貨打開了“天窗”。同樣認識到IP會給義烏商品帶來溢價能力提升的，還有小穎。
究其始末，還是2015年進口潮的到來，義烏小商品城領導讓小穎去負責辦一場“進口商品博覽會”，得到了義烏當地海關、海外華僑、多個國家大使館的大力支持，在當年產生了巨大反響，該會連續辦了五屆，直到2019年底疫情出現暫停。而比它規模更大、影響更為深遠的上海進博會，在2018年拉開了序幕。
正如特斯拉進入中國市場刺激國產新能源汽車產業轉型升級，義烏小商品城也希望通過進口貿易來發揮“鯰魚效應”，激活國內供應鏈品牌創新升級。于是，一方面建立“綜保區”，當地政府用一系列優惠政策吸引進口貿易商戶；另一方面，創立自有品牌愛喜貓，主攻日用百貨，并結合進口快消品，做成mini KKV線下好物集合店模式，主打下沉市場。
其中，愛喜貓的精品策略結合IP賦能，希望跳出義烏小商品的價格“內卷”，差異化市場突圍，時尚文具就是主要品類之一。經過一段時間的探索發現，無論是線上還是線下，引流成本都太高了。小穎在2021年明確了“一盤好貨”戰略：把國潮IP賦能國貨，與進口爆款相結合，而供應鏈整體SKU控制在4000以內，動銷保持每年20%以上的新品更新。
2021年，李登科與他的合伙人，拿到迪士尼、敦煌莫高窟等動漫、國潮的IP，今年成立了“義烏IP產業協會”試圖用“IP全網免費維權后分成+類目IP授權+核心供應鏈輸出”的組合模式，為義烏當地的商品創造品牌溢價。比如，把過去一年300萬的一個IP授權分到10家會員單位，每家每年只要30萬，飾品、玩具是主要突破口，品類細分可以形成類目組合。
李登科的創業模式尚處于驗證期，上半年主要從飾品協會進行切入，涵蓋玩具、家紡、服飾等類目，當前有330多家客戶進行IP授權合作。上半年北京冬奧會“一墩難求”，眾多網友還指望義烏來解圍，結果并沒有。這是一個明顯的信號，說明義烏政府已非常重視知識產權的保護，并在過去兩年召集小商品城高管和商戶代表，開過多場會議，給出明確的知識產權保護措施，只為撕掉義烏小商品身上“山寨”、“盜版”的標簽。
來自海關的數據顯示，今年上半年，義烏通過市場采購貿易方式出口1519.3億元，同比增長21.0%；一般貿易進出口606.1億元，同比增長57.2%。看似逆襲增長的奇跡還在持續，當鯨商從調研的義烏外貿商家身上，明顯感受到疫情期間他們有過焦慮、陣痛。
“2020年疫情一來，外國客戶進不來國內，傳統貿易形式走不通，海外的訂單幾乎沒了，我們戰略一直收縮，到今年5、6月訂單開始恢復。”吳勁洪說道。而他的解決方案，是在YouTube、Facebook這些渠道去拓展新客源進行自救。
陳飛指出了同樣的問題，“傳統市場被線上電商沖擊很大。疫情沒來之前，我們線上收入占比達10~20%；疫情來了，我們線上占比達到90%，線下只占到10%。”他本人也十分懊悔，在2013年時曾有機會借助電商平臺做出內貿品牌，但當時不夠重視，試水后戛然而止。
陶菊英則直言，“疫情對我們沖擊很大，原材料突然暴漲，還有些國家自身出現問題，比如斯里蘭卡破產，一些貨柜突然間就沒了，之前毫無征兆。”在這期間，她一方面做產品聚焦，另一方面免費幫助海外客戶的孩子來中國留學，間接在做中國文化的輸出，加強了客戶對中國品牌的信任關系。
在義烏當地從事倉儲物流30多年的馮建國指出，“這兩年發生了明顯變化，我們市場里40—50%的外貿商戶都不需要倉庫了，都是廠家接到訂單后，直發報關、拼柜出海，最多在港口周邊的周轉倉停留兩三天。”
因此，義烏小商品市場不得不變，把自己調整為國際貿易的服務集成商角色，2020年上線Chinagoods數字貿易平臺，整合了線下商戶供應鏈資源，為跨境客戶提供國際倉儲、物流、支付、訂艙等貿易服務。
內外貿“兩條腿走”，結合義烏小商品市場“一盤好貨”的供應鏈戰略實施，Chinagoods舉辦“全球采購商最喜愛的中國小商品票選”，是在挖掘除“愛喜貓”之外，能代表義烏品牌升級的項目，去海內外市場磨礪出國貨新勢力。
展望未來
回顧過去四十年，義烏在幾代人的努力下，從一個“不毛之地”變身為舉世聞名的“世界超市”，趟出了一條通往全球的商貿流通大道。期間，抓住了改革開放由計劃經濟走向市場經濟的變革紅利，在傳統商貿時代發揮著引領作用，以“一盤貨”為中心，形成完整的產業鏈集群。
然而用“平臺經濟”的視角來看，不可否認，義烏一定程度上錯失了PC與移動兩波互聯網紅利，原因來自諸多方面。但隨著消費互聯網流量紅利見頂，零售消費回歸產品本質，對供應鏈也就提出更高的要求時，也將倒逼義烏“一盤好貨”轉型升級的步伐加快。
國內外消費者，都向往更有品質的美好生活，對應“內外貿雙循環”數字經濟迎來新的發展契機，而義烏此次能否跳出傳統電商發展路徑，在產業互聯網加速滲透時，以數字化貿易方式挽回遺憾？值得期待。
同時，面對全球疫情蔓延、俄烏地緣政治沖突、中美貿易摩擦、供應鏈向東南亞轉移等因素波動，深處全球化大潮中的義烏難以獨善其身，勢必會面臨更多不確定性因素的挑戰。如此情形下，那群義烏商人又該如何破局？
如果用美國知名經濟學家、風險投資家尼古拉斯·塔勒布在《反脆弱》一書中給出的方法論：平常心擁抱變化，面對風險波動，要有復原力和強韌性，并在不確定中，尋找到確定性，利用自己最擅長的優勢，發揮其“凸性效應”。
放在整個商貿流通領域，流量不是不確定的，團隊、產品與供應鏈體系應該是可以確定的。這些方面，鯨商在義烏對多位商家代表的走訪調研中感受到幾點：
第一，供應鏈升級，不僅要把產品視覺升級、品控升級、品牌升級，更要把過去一些以歐美為主導的生產標準，其話語權掌握在自己手中，大家要從過去惡性競爭旋渦中游出來
。第二，疫情加速洗牌，兩級分化越來越明顯，坐商思維還不變就是在等死。產能過剩，要敢于主動做“減法”，商家要質量而非數量，聚焦拳頭產品打透細分市場。
第三，國貨出海，中國最缺的還是品牌，用技術創新帶動品質提升，像華為在海外市場打趴愛立信的方式，所有的品類品牌都有機會再做一遍。
第四，在交付服務端，現在義烏每天約2700萬單快遞量，以Chinagoods云倉為例，如何用數字化倉儲、分揀、算力，服務到直播業態、爆款業態等碎片化訂單需求；同時滿足一些垂直類目的數字用倉需求；幫助工廠貨或產業基地，建設數字化前置倉。
第五，接班傳承的問題，95后、00后大部分年輕人不愿意再走上一輩義烏經商的老路，他們興趣愛好更廣泛、職業選擇也更多，那不妨引進資本或品牌孵化加速器，把供應鏈能力開放出來的同時，把家族企業向公眾公司轉型，才更有機會做大做強。
以上，只是過去40年，義烏供應鏈變革的“冰山一角”，與一群勇于謀變的義烏商人，在創業路上的時代縮影，他們對于下一個十年的摸索還在繼續。
免責聲明：市場有風險，選擇需謹慎！此文僅供參考，不作買賣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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